第一章

第一节儒墨道

一、孔子及其思想体系

儒家的开创者是孔子，他是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学说有集大成的性质。他的思想学说是“集”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的“大成”。上古文化在西周是一个集大成，但在这是制度意义上的集大成，到了孔子可以说是思想学术意义上的集大成。孔子思想体系大致由两个层面构成：第一，是性与天道层面。第二，是仁礼中庸层面。这一层面是这样结构的：以“仁”为支柱的修己之学与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被以“中庸”为基本原理的“中和论”有机地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二、墨子与墨家学派

墨家是儒家学派的反对派，其开创者是墨翟。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曾学习儒术，因不满其繁琐的“礼”而另立新说，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并创立了墨家学派。墨翟还是个科学家，墨家也是一个科学集团。他们在数学、物理学、医学、逻辑学等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墨家学派是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有严密组织和纪律的团体，其领袖称为“巨子”，其成员称为“墨者”，多半来自从事生产劳作的社会下层，生活刻苦俭朴，严守“墨者之法”。他们被分派到各国参加政治活动，宣传和实践墨翟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路线。墨家学派在战国初年曾经影响很大。

三、老子与早期道家

按照学术界一般的认识，诸子学派兴起的先后，在儒、墨之后，出现了兼采儒墨又批评儒墨的道家。春秋末期的老子是道家最早的思想代表。关于老子的思想，一般认为是以“道”为核心的，我认为老子的思想骨架是以道和德为两柱，以“圣人”来贯穿，而归本于天道。

第二节　三代的思想意识

一、夏商思想

夏代原始宗教开始变为人为宗教。夏代统治者认为天神是宇宙的最高支配者，君王是天神在人间的代表，声称自己的政权是得之于“天命”的。

商朝统治者更抬出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叫“帝（上帝）”，认为上帝是整个自然、社会的主宰，形成一种与巫术密切结合的早期宗教。这样，以上帝为至上神的一元宗教代替了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

殷周思想与早期阴阳五行说联系在一起。阴阳本是表示自然界明暗现象的概念，西周初年，阴阳观念发展成为包含辩证思维的阴阳说，集中体现在《周易》古经中。西周末期的伯阳父最早把“阴”和“阳”看成是两种基本的互相对立的物质力量，并把它们提到“天地之气”的高度，这就使“阴阳”概念超出了特殊领域，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朴素辩证法范畴。商周之际出现的“五行”说，试图用水、火、木、金、土五种具体的物质变化来说明世界的统一问题。《尚书·洪范》是西周初年流传下来的文献，其中提到了水、火、木、金、土“五行”。西周的史伯不仅提出“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的命题，把“五行”看成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

二、西周思想

武王灭商后，殷贵族归顺周朝，武王问治国之道，箕子向武王陈述了据说是上帝赐予大禹的九类治国大法，即《尚书·洪范》篇的“洪范九畴”，其内容有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等。

周人对商人的思想观念有继承，但更有创新。在宗教观念上，周人承袭了商人某些的思想，而上帝祖先神的分离、天命可以转移是周人宗教思想的创新。西周的政治思想十分发达，集中在周公制礼作乐，实行德治方面。周公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辅佐成王平定武庚、管叔、蔡叔叛乱，营建东都洛邑，创立礼乐制度，奠定了周代国家的基础。周代礼乐文化即是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的集中体现，又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家族生活各种行为规范的准则。中国文化后来被称为“礼仪之邦”，后儒常追宗到周公制礼作乐，都说明了周代礼乐文化的原创性。周人通过礼乐文明，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三位一体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结构，创立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模式。

西周德治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关系。一个中心就是“德”的问题，两个关系一是天人关系，要求“以德配天”；一是君民关系，要求“敬德保民”。这里，天决定君，即“天命靡常”，“唯德是依”；君决定民，即“保民”，“牧民”；民决定天，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周人提出“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去补充和修改“天命”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是对神的权威的一种限制，这对于冲破宗教神学的绝对统治，具有思想解放的作用；其次，改变了原来人完全屈服于神的那种状态，使得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支配神，提高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这样，就在人们的认识由天国转到人间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周易》是中华思想文化之根，原本是卜筮之书，但其中包含着某些原始而可贵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萌芽。《周易》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易经》，一般认为形成于殷末周初，记录了64卦的卦象和周人卜筮的部分卦辞和爻辞。另一部分是《易传》，下面要专论。《易经》部分中包含的思想观念主要有阴阳观念、万物交感观念、发展变化观念等。

第二章　春秋时期的思想

第一节　春秋社会思潮与思想观念

一、春秋德礼思潮以及人文思想勃兴

春秋时代，出现了德礼思潮以及重人、重民的人文思想勃兴。在德治已成为虚幻，礼治又失去效用的情况下兴起了德礼思潮，试图通过强调德治礼治来挽救世道人心。当时各阶层在这一点上基本趋向一致或达到基本共识。春秋德礼思潮的兴盛是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的正面反映，这种思想文化现象的本质就是人文思想。这个时代人文思想的勃兴成为中国文化从上古向中古过渡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可以说奠定了中国文化后来发展的基本走向。

二、神人、天人关系

春秋时代前期，在神与人的关系方面出现了很多重人轻神的言论，提出民为神主，依人而行的观点，但他们都没有明确否定神的存在和作用。在他们的观念中，人的作用必须通过神才能得到证明。天人关系指天道与人道的关系。宗教性的天道观在春秋时开始动摇，人们开始怀疑天道主宰人事的观念，产生了天人相分的思想。

三、和同之辨

先秦曾经有过两次著名的和同之辨，通过区分“和”与“同”，推崇“和”而贬损“同”。第一次是周太史史伯与郑桓公对话时提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认为“和”是一种多样统一的理想状态，“同”则是 相同事物的简单相加，它不可能产生新质。第二次是齐国晏婴在与齐景公的对话中提出的，以“味”与“声”为例，说明“和”是多种因素的复杂调和和有机调节，而“同”则是一味和单调，是不可取的。

四、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

春秋时代，人们在天地对立观念指导下考察自然和社会，使阴阳与五行学说结合得到新的发展。阴阳五行学说还在与具体科学如医学的结合中得到发展。

五、《孙武兵法》的军事思想

春秋末期，孙武的军事著作《孙武兵法》，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孙武兵法》开宗明义，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五项基本因素是：道——政治，天——天时，地——地利，将——将帅，法——法制。其中还渗透着军事辩证法思想。

第二节儒墨道

一、孔子及其思想体系

儒家的开创者是孔子，他是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学说有集大成的性质。他的思想学说是“集”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的“大成”。上古文化在西周是一个集大成，但在这是制度意义上的集大成，到了孔子可以说是思想学术意义上的集大成。孔子思想体系大致由两个层面构成：第一，是性与天道层面。第二，是仁礼中庸层面。这一层面是这样结构的：以“仁”为支柱的修己之学与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被以“中庸”为基本原理的“中和论”有机地结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二、墨子与墨家学派

墨家是儒家学派的反对派，其开创者是墨翟。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曾学习儒术，因不满其繁琐的“礼”而另立新说，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并创立了墨家学派。墨翟还是个科学家，墨家也是一个科学集团。他们在数学、物理学、医学、逻辑学等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墨家学派是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有严密组织和纪律的团体，其领袖称为“巨子”，其成员称为“墨者”，多半来自从事生产劳作的社会下层，生活刻苦俭朴，严守“墨者之法”。他们被分派到各国参加政治活动，宣传和实践墨翟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路线。墨家学派在战国初年曾经影响很大。

第三章　战国百家争鸣

第一节　百家争鸣

战国时代思想界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等诸家批判总结前人的思想成果，回答现实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从不同角度对宇宙时空、社会秩序和个人存在以及相互关系进行自由的学术探讨，交流争鸣，提出了许多思想观点，使华夏民族的理论思维在这个时期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并一直影响到今天。以至于后来的每一思想观念，都可以从诸子百家中寻找出其思想渊源。

第二节　儒、道的分化与发展

一、思孟学派

属于战国前期儒家“主内”派。孟子曾经自称“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史记·孟荀列传》），《荀子·非二十二子》把子思和孟子联系起来进行批判。子思的著作，在汉代有《子思子》23篇，后来失传。今本《礼记·中庸》一般认为是子思作品。子思继承发扬孔子思想，主要对“中庸”和“诚”进行了深入探讨。孟子全面、深刻地发展了儒家学说，特别是对儒家“仁政”学说、民本主义、人性论等重大理论问题、文化问题都做出了精微的阐发。郭店儒简大都属于思孟学派著作，是早期儒家心性学说的重要文献，补足了孔孟之间思想链条上的缺环。

二、《易传》

即《周易》大传，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秦汉，共有10部分：《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传》，《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古称“十翼”，意指十种对“经”具有附翼辅助作用的文献。事实上，它们是七篇文献。这些文献旧说乃是孔子所作；但比较可靠的理解是，它们应是孔子后学的作品，其中记录了孔子本人的许多关于《周易》的理解阐释（所以其中多有“子曰”字样）。

三、荀子

他是战国末期的大思想家、教育家，他总结批判了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思想具有综合特色。荀子以儒为本，综合各家之长，建立自己的儒学思想体系。在政治思想上，他站在儒家立场上吸取法家思想，礼法结合，王霸并用；在哲学思想上，抛弃墨家“天志”、“明鬼”之说，吸收道家天道自然说，提出了“自然之天”；吸取《易传》与阴阳家思想，认为“天命”即自然界的法则；他把孔子多闻多见、学思结合的思想，融合思孟学派“反身而诚”与稷下黄老学派、《管子·心术》的虚一而静的修养论，建立了自己的修养论和认识论。

四、庄子

战国中期著名哲学家，在世界观上继承发展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以“道”为世界的本体；在认识论上是相对主义；人生观上安顺处世，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等，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逍遥自得的精神境界。

五、黄老道学

产生于战国中期，奉黄帝及老子为宗，假托黄帝的名义，吸取《老子》哲学中“虚静”、物极必反等思想加以改造，形成一个重要思想流派。黄老道学与法家有密切的关系，许多法家人物都本于黄老而主于刑名。

六、《管子》

相传是春秋时齐国管仲所撰，实系战国时齐人采拾管仲言行，融合道、名、法、儒等家思想而成。内容庞杂，包含有道、名、法等家思想以及天文、历数、舆地、经济和农业等知识。

第三节　名、法的形成与演变

一、名辨思潮的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各派为了论证自己的学说和驳斥别的学派，都对“名”、“实”关系提出各自的见解，后来又出现了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学派，于是就形成名辨思潮。

二、惠施与公孙龙

惠施与公孙龙是战国中期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名学的理论体系就是在他们这里形成。惠施主张“合同异”，曾提出历物实事即十个辩论题目。公孙龙提倡“离坚白”、“白马非马”、“指物论”等。

三、后期墨家

指战国中、后期的墨家，他们着重研究辩论中的逻辑和认识问题，是先秦诸子中自然科学知识最丰富的一个学派，其学说保存在今传本《墨子》中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和《大取》《小取》等作品中。

四、前期法家

法家渊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时的管仲、子产、邓析，其实际上的始祖是战国初期的李悝。李悝与吴起、商鞅、申不害是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们多是当时领导各国变法改革的政治家。前期法家人物所处的时代新旧社会力量的矛盾与斗争更为激烈，他们以鲜血和生命在当时历史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悲壮的戏剧。

五、法家思想的集大成——韩非

战国末期的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为中心，把法、术、势结合起来，形成了完整的法治理论，代表了先秦法家政治思想发展的成果。

第四章秦汉的思想学术（上）

第一节秦代思想

一、秦代专制思想

秦自商鞅变法以后，基本上以法家思想治国。在思想文化问题上，秦统治者以法家思想为基本统治思想，“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进行专制统治。为了保证法家思想的执行，在李斯的操作下，秦始皇又实行了焚书坑儒的文化政策，对思想文化进行了一次空前的摧残，使法家思想独于一尊。

二、邹衍的思想及其在秦国的应用

在秦王朝，尽管法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但对其它的思想并非一概排斥，可以说是综合吸收，为其所用。主要吸收采纳阴阳、儒、墨等家的思想。邹衍的思想主要是提出“五德终始说”，把五行的属性称为“五德”，用来附会到王朝兴起替和社会历史的变动上，宣扬一种历史循环论。这一理论迎合了秦王朝的政治需要，秦始皇采用它是为了说明秦之代周是天意的安排，以防止六国贵族的反抗，以巩固其统治。

三、《吕氏春秋》的思想整合尝试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组织其门客共同编写的一部著作，它以儒家学说为主，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然后综合其它各家如墨、名、法、道、五行家之说，构成了一个带有整合各家学说倾向的思想体系，试图为当时秦国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指导思想。可惜由于秦始皇与吕不韦的政治斗争，这一有价值的思想体系对秦国的政治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第二节　汉初思想整合

一、诸子复兴思潮

汉代初年，存在着百家争鸣的余波，出现了诸子复兴思潮，除名家、墨家没有代表人物外，各家都还有程度不同的势力，其中尤以黄老道家、儒家和法家为盛。但从整个社会思潮来看，神秘化的阴阳五行说的影响较大。

二、陆贾、贾谊与韩婴

因此，这个时候的各家，实际上都与先秦大不一样，都在相当程度上吸取了别家的思想观点，如陆贾、贾谊、韩婴等儒家的代表人物，在思想上都具有以儒为本，兼容道（黄老）、法的特点，反映出汉初思想整合的基本趋势。

三、黄老道家与儒法

汉初统治者一度采取了“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重视黄老之学，以之为统治思想。黄老之学有学者称之为新道家，一般称为“黄老道家”。其思想基础是道家，思想主体是法家，又兼采儒、墨、名等家的思想观念，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有特殊的贡献。在汉初思想整合过程中，黄老道家与儒、法的关系错综复杂，既有政治层面的斗争，也观念层面的交融，既有思想的冲突，也有观点的吸取。

四、董仲舒的思想整合

董仲舒是汉初思想整合，为汉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提供思想理论基础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他在汉武帝的三次策问中，提出了建立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政权的意识形态的建议。董仲舒以先秦儒家为主综合了道（黄老）、法、阴阳、名、墨乃至神仙方术等各种思想学术，建立了新的庞大的复杂的思想体系，基本上完成了汉初思想整合。

第五章　秦汉的思想学术（下）

第一节　统治思想的确立和巩固

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汉家制度

汉初随着儒家地位的逐步上升，至汉武帝时赵绾、田蚡、董仲舒的建议，在文化政策上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主义，就使儒学取得了“定于一尊”的显赫地位，成为汉代文化思潮的主流，《诗》《书》《礼》《易》《春秋》被正式尊为“五经”。汉宣帝曾经提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文化模式，基本上确立了汉代的统治思路，也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说明了汉代思想文化一统多元的特征。

二、谶纬思潮

两汉之际的社会动荡不安，谶纬思潮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谶”是一种迷信的隐语，往往来为朝代的兴亡和所谓真命天子出世等进行牵强附会的预言。“纬”是针对经而言的，经原指织布的纵线，纬指织布的横线。儒家典籍称为经，故解说儒经的文字就称为纬。纬书是用宗教性的语言来解释六经和神化孔子的，其内容荒诞离奇，涉及神灵、历史、地理、天文、典章制度等各个方面。

三、《白虎通》

《白虎通》是东汉章帝建初四年白虎观会议以后由班固记录整理的对经书进行统一解释的一部经学通义。与别的经学著作不同，它是由朝廷群臣讨论，由皇帝钦定的解释，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一定程度上起着制度的作用。其中主要突出了“三纲五常”。

第二节异端思想学术的发展

一、司马迁的学术思想

司马迁在思想史的最大贡献是在史学思想方面，他提出史学的任务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他的辉煌巨著《史记》当中，他以历史发展变化作为其史学思想的前提，从变化中叙述历史是他的基本方法；他十分重视人在历史中的主动作用，但又不是英雄史观；他重视从物质生活的发展方面来说明政治的成败、社会的治乱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在《史记》他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涉及天命鬼神时表达了复杂的观点。《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述了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篇重要文献，它第一次把先秦至汉初的学术流派分为六家，仅用300余字就明确地概括了六家的主要观点，评论了各家的长短以及他们与政治的关系。

二、《淮南子》的反主流思想

《淮南子》又叫《淮南鸿烈》，是西汉淮南王刘安组织其门客集体编写的一部巨著。刘安当时是同姓王中势力最大的地方割据势力，汉武帝时曾图谋叛乱，事情败露而自杀。《淮南子》在主导思想上反对中央集权，为地方割据势力进行辩护，是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维护封建集权统治的官方主流思想唱反调的。该书以老子思想为主导，综合了汉初黄老道家的思想成果，吸收了儒、道、法、阴阳、墨诸家的思想资料，构建了一个庞大复杂的思想体系。

三、扬雄、桓谭的思想

扬雄和桓谭是两汉之际批评谶纬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们都钻研古文经学，又深受黄老之学的影响，形成了兼融儒、道思想的独特风格。扬雄批评汉代经学的牵强附会以及神仙方术的迷信，吸取《周易》和《老子》的理论，提出“体自然”的基本命题。他根据阴阳家的“历数”和易学的“象数”，提出了“玄”的范畴，并以“玄”为中心，设计了一个由数字组成的宇宙框架，模仿《周易》的形式，以符号表示宇宙变化。

桓谭对当时的谶纬迷信进行了长期而坚决的斗争，被迫害致死。他著《新论》，从理论上对谶纬思潮进行了批判，反对将孔子及儒家典籍神秘化，否定天有意志。他在中国思想史的突出贡献是提出了以形体为基础的形神一元论，以烛火喻形神，断言精神不能离开人的肉体而独立存在，正如烛光不能脱离烛体而独立存在一样。

四、王充的思想

东汉大思想家王充，以反主流思想的异端面目出现，对经学、谶纬等等的虚妄之学进行了细致的考订和深刻的批判，表现出敢于坚持真理的高尚风格，其《论衡》一书在理论思维方面也有重要的贡献。

第三节汉末社会思潮

东汉末年农民起义高涨起来，在社会激荡中出现了各种社会思潮，有评议朝政的“清议”，有在民间开始兴起的道教，有不断扩大影响的佛教。还有些思想家对汉末的政治、法律、道德等等作了深刻反思批判。他们在抨击现实的同时，向往一个安定和谐的世界，但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找不到通向这个世界的途径。这预示着思想史的演进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三、老子与早期道家

按照学术界一般的认识，诸子学派兴起的先后，在儒、墨之后，出现了兼采儒墨又批评儒墨的道家。春秋末期的老子是道家最早的思想代表。关于老子的思想，一般认为是以“道”为核心的，我认为老子的思想骨架是以道和德为两柱，以“圣人”来贯穿，而归本于天道。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思潮

第一节　魏晋玄学及反玄学思潮

一、魏晋玄学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个豪强兼并、战乱频繁，国家处于长期分裂的时期。与这样的社会政治状况相适应，出现了儒、玄、道、佛既并列纷争又相互融合的趋势，而玄学是魏晋南北朝时代社会思潮主流。“玄”字取义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第1章）。按当时的解释，“玄”即是“无”，“妙”即为“始、母”，引申为“有”的意思。魏晋名士借用《老子》书中的范畴，以“无”不能生“有”为中心议题，议论有无、本末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不同的流派，统称为“玄学”。这些名士们以穷究世界的本源、人生的目的以及一些抽象的哲理问题相标榜，故又称为“魏晋清谈”。

玄学不是道家学说的变种，也不是儒家学说的延续，而是儒、玄、道、佛在魏晋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融合的产物。其基本的思想特征：

第一，玄学的思想资料是《老子》、《庄子》和《周易》（所谓的“三玄”）。《老子》、《庄子》的道家的经典，《周易》是儒家的经典。玄学家一方面以儒家经义解释《老子》、《庄子》，另一方面又把《周易》道家化，从而使儒道二家学说在玄学中融为一体。

第二，玄学的思想形式主要是注释经典，这种形式，既继承了儒家的传统，又融合了道家的抽象思辨特色。汉儒注经，注重章句训诂，玄学家注经重在发挥义理，即通过经义，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甚至可以借题发挥，打破了呆板沉闷的学术空气，启发人们进行独立思考。这些都表现出玄学是儒道合流的特点。

第三，玄学家多力求把孔子和老子，道家的无为和封建的伦理等级观念结合起来。玄学对理论思维的发展有所贡献。东晋时，玄学与佛学合流，至宋、齐、梁、陈，佛学更继玄学而向前进展；但玄学的余波未灭，直到唐初还有影响，不过在思潮上已不占有重要地位。

二、魏晋反玄学

魏晋时期，玄学虽风行一时，但反对玄学的各种思潮也不断出现。有些从自然科学出发，如杨泉的《物理论》，发挥了张衡的浑天说和汉代的“气本论”。有些从哲学理论方面批评玄学，裴頠的《崇有论》，反对何晏等人的“贵无贱有”之论，认为“无”不能生“有”，“有”为“自生”。欧阳建的《言尽意论》是探讨名和实、言和意关系的一篇论文。其主要观点是事物及其性质是客观的，不以人所设的名（名称、概念）、言为转移。而名、言对于事物及其性质有依赖关系，名、言与物、理是一致的，因此，名、言就能反映出事物及其性质的真相而“无不尽”。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学及反佛学思潮

一、魏晋南北朝的佛学

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兴起的第一个高潮，也是玄学与佛学合流的完成期，在学术上称之为“佛玄”时期。佛教既有宗教思辨哲学，适应士大夫的胃口，同时它的粗俗教义又受到帝王、贵族、官僚的欢迎，因而得到了迅速地传播和发展。

当时佛学既已经同玄学合流，因此，对般若学理解和阐发的不同就形成了派别，统称为“六家七宗”。所谓“六家”，是指魏晋时期传扬般若学的六个佛教学派，它们是本无、心无、即色、识含、幻化、缘会。“本无”一家后又分出“本无异”一宗，合称“七宗”。“六家七宗”的解释虽各有差异，但总的来说，都是对玄学化的《般若经》中的所谓的“空”的意义之不同看法。“六家七宗”的出现，标志着佛教经论的解释权转移到中国知识僧侣手中，佛教在汉地也找到了自己在思想理论上的入口与依据，遂成为中国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二、魏晋南北朝反佛学思潮

由于佛教的盛行，出现了“神不灭”的思潮。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传统的人死为鬼、精灵不灭的思想意识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神不灭”的有神论学说。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慧远、郑道子等，其代表子作分别是《沙门不敬王者论·形尽神不灭》和《神不灭论》。

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激烈的反佛理论。何承天曾经依据他的天文历算的科学知识，并结合儒家的人文观点进行了三次反佛的理论斗争。从这三次论争中可以看出，由于神不灭是佛教轮回报应思想的理论基础，于是形神关系和神灭与否的问题就成了当时反佛政治的中心论题。

南朝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范缜在佛教盛行时旗帜鲜明地进行反佛斗争，一生有过两次大的反佛行动。特别是梁武帝时代宣布佛教为国教，范缜写下了反对神不灭义的重要理论篇章《神灭论》，提出“神灭论”的著名论点，在与官方的大论战中，范缜以唯物主义的思辨哲学在理论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第三节　南北朝时期道教思想

道教是由古老的神仙方术的传统发展而来，在魏晋时期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并在佛教的影响下形成了一定理论和仪式的宗教。

一、葛洪的丹鼎派道教理论

葛洪是丹鼎派道教理论体系的奠基人，他从神仙方术角度发展了道教，创立了道教的丹道一系。他写了《抱朴子》一书。《抱朴子》分内外篇。内篇言神仙方药、鬼神变化、养生延年、禳灾去祸，属道教。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这是道教史上一部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多种方术的巨著，为道教理论的系统化作出了贡献。南北朝时期，一些道教学者致力于从内部改造早期道教，寇谦之、陆修静就是两位著名的代表。

二、寇谦之与陆修静改革“五斗米道”

北魏寇谦之改革“五斗米道”，创立“北天师道”。他早好仙道，有绝俗之心，曾到华山、嵩山修道。据称太上老君降临授天师之位，赐经多卷，令其整顿道教。他主张以清虚为主旨，通过养生修炼达到长生不老。他重视符录、斋戒沐浴、烧炼金丹，还为北天师道制定了许多重要规范。这一改革使道教由原来的民间宗教一跃而成为官方宗教，寇谦之得到北魏朝廷宠信，提出了一套佐国佑民的道教理论。

陆修静原来也是“五斗米道”的信徒，他把自己看作是替天师传道的人。他针对南朝时五斗米道组织的涣散，制度废弛，身无戒律，不顺教令等等，他主张从斋戒入手，予以整饬。他首先整顿道教组织，健全道教管理制度，完善道教教理教义，并广收道经，加以整顿甄别，集经戒、方药、符图等1228卷于一身，奠定了《道藏》的初步基础，成为最早的一部《道藏》书目。陆修静继承张道陵、张衡、张鲁的五斗米道教义，发展葛玄、葛洪道教理论，整理医典，他既是原始道教的改造者，也是两晋贵族道教各学派的综合者。他制订出新的道教斋醮仪式，使五斗米道“俯仰有节，进退有度”，完善了道教科仪，为道教教理、科仪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为此，五斗米道由原始的民间道团向更加完备成熟的官方道教发展。后人把陆修静改造的五斗米道称为“南天师道”。

三、陶弘景与南朝道教改革

陶弘景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士族文人，是南朝道教改革的集大成者。道教上清派教义与方术的发展成熟，茅山上清道团的成立，都与他有着密切关系。他继承了老、庄哲学和葛洪的神仙理论，并吸取儒学和佛学的观点，主张儒、释、道三教合流。陶弘景所撰《真灵位业图》将神仙分为七级，每级都有一位主神位于中央，将元始天尊作为最高尊神，并广泛吸收各教派尊奉的神仙，组成一个庞大完善的神系，表明他主张儒释道三教合流，也表明他是按照统治阶级的需要改造道教的。他促进了道教理论的统一和系统化，到他为止，民间道教改造业已完成。

四、道教与佛教思想的融合斗争

南北朝时期，道教与佛教的相互融合，不仅表现在宗教制度上的相互影响，而且表现在宗教理论上的互相渗透。如道教引入佛教的轮回观念，把道教的修持方法从“练形”扩展到“养神”、颂经等等。佛教徒也把若干道教思想引入佛教，如南岳慧思把成仙作为入佛的必经阶梯，认为只有成就“五仙通”才能学习佛教的“第六神通”。

与此同时，南北朝时期，道教的发展和佛教的兴盛，促使双方的斗争更加激化。在南朝，主要是思想理论斗争，在北朝，则主要是政治权力之争。佛、道二教经过这段时间的互相融合与斗争，促使彼此进一步充实其思想内容，为以后各自在理论上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第七章　隋唐时期的思想文化（上）

在思想上隋唐都采取了三教并存的策略，儒、释、道三教并行不悖，互相冲突融合。尤其是唐代统治者崇儒、礼佛、尊道，还鼓励三教展开自由辩论。这不但促进了三教的相互吸收，还造成了一种多元、开放的文化格局。

第一节　隋唐时期的儒学

一、隋唐时期儒学变化的趋势

虽然这时候佛教称盛，但儒学仍然还占据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统治者在政治上还基本以儒学为指导思想，儒学也仍然是一般人的日常行为标准。唐太宗崇尚儒学，为了统一儒家经典，他命孔颖达等人撰定《五经正义》。唐代在把儒学观念制度化、使社会组织化和礼仪化等实践层面上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唐代的儒学研究多为传注、章句之学，没有产生高水平的哲学理论，只是在后期才出现了韩愈、柳宗元等少数几位思想家。

二、王通与《中说》

隋末大儒王通主张以儒学为主，三教合一，并重新发明儒家人性本善、人性普遍平等的思想，重新发明原始儒学的王道政治理想，提出君权有限合法性、君臣关系相对性、君主必须从谏等思想。他的学生很多，著名的如魏征等，都是唐朝开国创业者和“贞观之治”的参与者，他的思想曾经在唐代开国和“贞观之治”中起过重大的作用。

三、孔颖达与《五经正义》

孔颖达奉唐太宗之命，与颜师古等编成《五经正义》，唐高宗永徽四年颁行全国。从此以后一直到宋代，凡是科举考试，或是传授经书，都必须以《五经正义》为官定经书。就经学自身发展而言，这是一部兼采南学、北学的著作；就其与诸家关系而言，是以儒家为主，兼取佛、道的结合体。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佛学

一、隋唐时期佛教流派的形成

隋唐时期，佛教进入鼎盛阶段。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和佛教巩固自己宗教势力的需要，由南北朝的佛教学派进而形成了佛教宗派。佛教宗派不同于学派，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宗教理论体系、宗教轨范制度、独立的寺院经济、势力范围和传法世系。

二、隋唐时期佛教流派简介

隋唐佛教中有较大影响的有八大宗派：

即天台宗、法相宗（唯识宗）、三论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密宗。

第八章隋唐时期的思想文化（下）

第一节　唐中叶以后儒学和佛学的矛盾与融合

一、韩愈的排佛与容佛

唐中叶以后，随着佛教势力的膨胀，儒学面临着严重的理论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学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尽相同的思想倾向，一种是以韩愈、李翱为代表，一种以柳宗元为代表。韩愈的儒学思想，是当时各种文化互相交流，彼此渗透这一大趋势下的产物。他自称年轻时，就穷究于经、传、史书、百家之说，从中吸取了各家各派的学术营养，因此，他推崇儒学，但不独尊一家。这种以儒学为主、兼容百家之学的立场，决定了他对佛学的态度，即既公开地、激烈地反对佛教教义，又隐蔽地、甚至是不自觉地容纳佛教某些宗教哲学的双重态度。

二、李翱的《复性书》

李翱与韩愈齐名，对韩愈的道、性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修正了韩愈的人性学说，认为韩愈把人性分为三品，把人性的先天差别说得太绝对，不利于争取信徒。为此，他专门写了《复性书》来弥补韩愈的缺陷。他的结论是人们必须去其生活的情欲，才能恢复本性，即所谓“灭情复性”。

三、柳宗元与刘禹锡的思想

柳宗元在学术思想上出入百家，不株守一家之言。他对诸子百家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主张以儒为主，融合佛老，吸取佛教中的若干理论命题而否定它的宗教形式，建立起无神论的思想体系。他思想的中心论题是“天人之际”的问题，针对韩愈神化天的论点，柳宗元写了一系列文章来说明天的本来面目，表达了他带有无神论色彩的天道观、自然观。

实际上，韩愈和柳宗元这两派的立场和思想实质是共同的，他们都是直接渊源于孔、孟原始儒学，都力图复兴儒学。尽管他们各自对待佛教的态度，对天道和性命的解释有所不同，韩愈容纳宗教世界观的缺陷得到了柳宗元的纠正，而柳宗元对佛教教义的态度又受到了韩愈的批评。正是韩愈和柳宗元在学术上的相同和相异，遏制了儒学向宗教的转化，他们在相互争辩过程中共同推动了儒学走向复兴。

刘禹锡与柳宗元志同道合，交谊很深，人称“刘柳”。他写了《天论》三篇，对柳宗元的无神论做了重要补充，其中心内容在于论证“天人之际”。历代思想家在论证天人关系时往往局限于“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的争论，刘禹锡冲破了传统的束缚，能够从天与人的相互区别与互相联系方面来说明天人关系。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道教思想

一、王玄览及其《玄珠录》

隋唐是道教的发展时期，著名的道教学者相继出现，其中致力于道教理论研究并能够自成体系的有王玄览，其代表作是《玄珠录》，以道为主，兼采佛家学说，表现出明显的道、佛合流色彩。

二、司马承祯的修道理论

司马承祯吸收儒家正心诚意等思想和佛教止观学说等，提出“易简”的学仙方法和渐进的修真步骤，把修仙的过程分为五道“渐门”和七个阶段。他还把五道“渐门”和七个阶段概括为“无欲”和“静心”，这是他修道理论的实质所在。这种静心无欲的修道理论与后来宋代理学家周敦姬的“无欲故静”说，程姬的“定性”主张，朱熹的“惩忿窒欲”观点等相似，而为宋明理学所吸收。代表作是《坐忘论》。

三、李筌的思想

李筌的思想，宗教色彩比较淡薄，他以先秦时期的道家、法家和兵家思想为基础，构造了自己的理论体系。首先，论述“抱一”复本思想，即通过体认、领悟“至道”的性质和作用，从而与“至道”融为一体。其次，他论述“以名法理国”的思想，试图糅合道家与法家的思想。第三，他还提出“以权术用兵”的军事思想，强调战争中人的主观努力的重要性。

四、谭峭及其《化书》

谭峭长期生活在平民百姓当中，对因社会动乱造成的民不聊生的现实深感愤懑，著《化书》来表述自己的看法。《化书》的特点是强调一切皆化，其最高范畴也是“道”，认为“道”在分化中产生万物，摈弃静生万物的主张。他把他的思想用于揭露社会问题，说明社会现象，主张通过均平的办法来解决当时的社会危机。

第九章宋元时期的思想学术

第一节　理学思潮

两宋时期在中国境内存在着几个民族政权，汉人政权积弱不振。南宋末年，漠北又兴起蒙古政权，后来建立了元朝。

一、理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

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有的又叫道学）。宋代理学讨论的主要是以“性与天道”为中心的哲学问题，也涉及政治、教育、道德、史学、宗教等方面的其他问题。宋代理学是汉唐以来儒、释、道从鼎立到相互作用，然后逐步趋于合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在批判、吸收佛、老某些思想资料的基础上，以理学为形式使儒学得到复兴，并逐步取得了学术统治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官方意识形态。理学起于北宋，经南宋进一步发展，为元代所延续，到明代更有新的发挥，所以一般又称之为“宋明新儒学”。

宋代理学着重研究的儒家经典，首先是《周易》，主要是《易传》。理学家通过对《易传》的注疏，阐述他们对宇宙和人生的见解，他们还借用《春秋》的微言大义，说明“尊王攘夷”的理论，这些都是当时社会所需要的。理学家不仅重视《周易》，还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提到经书的地位，南宋的朱熹作《四书集注》，更把四者提到超越甚至取代先秦“六经”的地位。

二、北宋理学的流派及思想

北宋是理学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都生活在这个时期，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被后人称为“北宋五子”。由周敦颐开创的濂溪之学，张载开创的关学，二程开创的洛学，以及南宋朱熹开创的闽学，被后人称为濂、洛、关、闽，是宋代理学的四个著名学派。

北宋初期，理学的先驱人物有胡瑗、孙复、石介等，他们昌明儒术，注重经书“义理”，旗帜鲜明地反佛反道，为理学思想体系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被称为“宋初三先生”。但他们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理学家。“三先生”中，没有一位有自成体系的理学思想。

理学思想体系最早的奠基者是周敦颐，这一点为宋明时期的理学家所公认。周敦颐继承了《易传》和《中庸》的思想，吸收道教和佛教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一个简明的宇宙论体系。他的代表作是《太极图说》，通过对道教《太极先天图》进行变动，改变了其名称，并且和《易经》结合起来，说它是儒者的“秘传”。《太极图说》描绘了一个庞大而精密的宇宙生成模式。宇宙的初始阶段是“无极而太极”，“无极”指无形无象的最高实体，“太极”指最大的统一体。“太极”动而生阳，动至极则静，静而生“阴”。静到极点又动，一动一静，互为根本，分化出了阴阳二气。阴阳二气交互作用，就生出水火木金土五行，五行按照顺序发生作用就形成了春夏秋冬四时。无极的实体，阴阳五行的精微材料，巧妙地结合起来，构成了万物，具有阳性的成为男性，具有阴性的成为女性。阴阳二气交互作用，生成万物，万物又生生不已，于是变化无穷无尽了。《易通》是周敦颐另一部重要著作，它不是对《周易》进行详细的解说，而是引用其若干经文，进行阐发性的议论，借以表述自己的思想。它也不是一部纯粹的易学著作，它容纳了思孟学派关于“诚”的理论观点，还涉及《论语》、《春秋》、《大学》、《乐记》的一些思想。《易通》着重阐述了人性论和道德论问题。周敦颐的《爱莲说》不仅是一篇文字优美的古文，也是一篇蕴藏着深刻思想内容的佳作。

邵雍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虚构出一个宇宙构造图式和学说体系，成为他的“象数之学”（也叫“先天学”）。其代表作有《皇极经世书》以及诗集《伊川击壤歌》。《皇极经世书》内容丰富，体系庞大，是用象数学的理论阐述其思想体系的。在这本书中，他力图构划一个包括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完整体系，并寻找贯穿整个体系中的最高法则。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关中地区兴起的关学学派，是理学开创阶段的重要派别之一，其创始人是张载。张载早年有经世之志，政治上他既不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也不赞成变法，而是主张改良，恢复井田制。在思想上，他曾经对佛、道多有涉猎，后专注儒家经籍，仔细研读，苦心深思，逐渐创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批判佛、道关于“空”、“无”的观点，提出“太虚即气”的学说，并用“一物两体”的气化论论证了其气本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张载的理学思想反映在以下几个理论环节中：第一，他提出“理一分殊”的思想。“理一分殊”是二程对张载这一的思想的概括，张载虽没有直接提出这一命题，却最早萌生了这一思想。第二，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命题，并由此阐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第三，提出“穷神知化”与“穷理尽性”的命题，提出了理学关于道德修养的理论。张载的思想学术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人师从他学习，颇有声势，形成了介于理学与新学之间的关学学派。关学作为理学思潮中涌现出的思想学派，具有不同于其他学派的特点。关学主张学以致用，把学术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联系起来，试图为现实服务，反对佛教和道家的虚玄思想，反对空谈。

程颢、程姬兄弟（一般简称二程）开创的洛学学派，是北宋时期影响最大，也是最为典型的理学学派。二程与张载关学关系密切，并有多次学术交往。张载的思想学说，对二程思想体系的构造和发展影响很大。但二程的思想更多的是自己的新创见，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其天理论上。  

二程洛学继承韩愈，建立了儒家道统，宣称孔门大道已经中断了一千多年，只有二程得到了“心传”。实际上，二程的思想包含着很多佛、道的内容，实质上是“三教合一”的产物。具体到二程各人，他们的思想尽管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学术倾向上是存在一定差异的。程颢认为万物本属一体，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发明本心，自觉达到与万物一体，因此较多地强调内心静养的修养方法，不大重视外知。后来的陆王，大致沿着程颢的理路，发展为心学。而程姬则主张探求事物所以然之理，人生的根本在于居敬穷理，格物致知，较多地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后来的朱熹，大致沿着程姬的理路，发展为纯粹的理学。所谓的“程朱理学”，实际上主要指的是程姬和朱熹的理学。当时有许多人追随二程学习，尤其是程颐弟子很多，主要有谢良佐、游酢、吕大忠、吕大临、吕大均、侯仲良、刘立之、朱光庭、邵伯温、苏昺等，其中三吕与苏昺原为关学学者。

三、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

朱熹在政治上的基本倾向是保守的，对当时的抗金问题，他反对屈辱求和，也反对主战，持悲观态度。在思想上，朱熹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继承了程颐的基本思想，并吸收了佛、道及张载的某些思想资料，建立起了庞大的理一元论思想体系，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不仅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学者，他也是继孔子之后中国学术文化的伟大整理者。他一生著作甚丰，主要有《太极图说解》、《四书集注》、《朱子语类》、《周易本义》等。在思想上，朱熹继承、发展了韩愈的道统论，认为尧、舜、禹、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脉相传，到了孟子以后中绝了。他认为二程是直接传承孟子的，他是继承二程的。所以，后世称他们为程朱学派。朱熹的理学体系主要有

１、天理论，包括理本气末和理一分殊两个要点；

２、心性学说；

３、格物致知和知行观；

４、天理人欲之辨以及由此引申的尊王贱霸的历史观等。从南宋到明清几百年间，程朱学派的思想成为正统的官方哲学，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思想文化影响深远。

第二节　新学、心学、功利学派及元代思想

一、王安石的新学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曾两次为相，推行新法，旨在催抑兼并，富国强兵，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王安石为政时，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改变传统的以诗赋取士和烦琐的记诵传注经学，改用经义和策论试士，形成了宋代新的学术风气。他还设立经义局，《诗》、《书》、《周礼》三经义，对儒家经典重新作了训释，“天下号曰新义”，并编撰《字说》。这些著作都贯穿了王安石的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成为其推行新政的理论基础。《三经新义》颁行太学，规定为士人必须学习的读本，成为“荆公新学”的代表作，其中《周官新义》由王安石亲自训释，《诗义》、《书义》由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撰写。这些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想活动为是获得王安石了广泛的声誉，号称“通儒”。许多学者慕名而来，如陆钿、蔡卞、龚原等，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个阵容较大的“荆公新学”学派。

二、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及朱陆之争

陆九渊是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心学思潮的奠基人。陆九渊一生述而不作，著述很少，这是心学不同于理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陆象山全集》汇集的只是其书信、杂著、讲义、语录和诗作，没有一部注经的书。陆九渊自称他的思想直接得之于孟子，不是从“理”而是从“心”出发建立其心本体论的。他提出“心即理”的命题，与程朱理学划开了界限。他提出了“切己自反”，“发明本心”的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论，但在具体方法上简化了繁琐的过程采取“简易工夫”。朱熹和陆九渊是同时代人，私交很好，但在学术见解和治学方法上，又存在着分歧，二人曾进行了长期的辩论。比较集中的有两次：一次是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的鹅湖之会，主要围绕治学方法展开争论，朱熹认为治学应该先博览后归于简约，陆九渊认为治学应该先发明人的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熹指出陆九渊教人太简，陆九渊指出朱熹教人太支离。黄宗羲后来说朱学“以道问学为主”，陆学“以尊德性为宗”。另外一次是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两人开始的通信往来的争论，是围绕“无极”与“太极”问题展开的，表现了双方在本体论上的分歧。朱陆的争论加速了理学体系的分化，使理学分为两大派别，各自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构建理论体系。陆九渊的学说后来由王阳明继承发展，成为陆王学派。

三、陈亮、叶适的功利学派

理学兴起以后，在南宋朱熹同时，出现了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思想家，他们分别为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在思想理论上与朱熹为代表的理学“道德性命”之学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成为当时理学外部反对理学的思想派别。陈亮没有固定的师承，与他论学最多的有朱熹、吕祖谦、张栻等人，但陈亮与他们在思想观点上存在着本质性的分歧。真正与陈亮见解接近的是诗人辛弃疾，他们都有着恢复中原的壮志，鄙弃空谈，重视实践，而风格的豪放、意气的奋扬更是十分相似。陈亮的思想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以《酌古论》为代表，反映了其军事思想。第二个时期以《中兴五论》和四次《上孝宗皇帝书》为代表，反映了其政治思想。第三次以与朱熹辩论“王霸义利”问题的书信为代表，主要反映了其哲学思想。

叶适的政治倾向与陈亮十分接近，在对金战和的问题上，他主张积极图谋恢复失地，还批判南宋的弊政。他曾成功地组织了对金兵的抗击。叶适为永嘉学派的传人。南宋初年，洛学传入永嘉，有周行己等“永嘉九先生”传播程氏之学，并创立了永嘉学派。传至薛季宣、陈傅良时，永嘉学派逐渐背离二程的学说，向事功之学转变。叶适思想直接渊源于薛、陈二人，对事功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创立了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对立的思想体系。叶适反对忽视功利、专尚“义理”的空谈家，批判了董仲舒、朱熹把义与利对立起来的倾向，他主张义利统一而以功利作为衡量道义的标准。

四、元代思想简述

理学在元代继续得到传承和发展。元朝统治者在灭金和灭南宋的过程中，就开始吸取以儒学为主的汉族思想文化。在成吉思汗从欧洲回师征战中原的时候，就网罗了以耶律楚材为首的亡金儒士大夫，如王楫、李藻、郭宝玉、元好问、郝经、姚枢、杨惟中等人。但是，由于当时南方的理学还没有传到北方，蒙古人所接触的也只是北方的经学章句。当忽必烈进兵南宋时，姚枢、杨惟中随军在湖北俘获了理学老儒赵复，加以保护。自此，北方的儒士大夫才知道有理学这样的思想体系。杨惟中听了赵复有关理学的议论，开始爱护其学，遂与姚枢商量，在湖北建立了“太极书院”，请赵复在此讲授理学，使理学得以在北方传播，成为元代理学的源头。后来赵复隐迹不出。

在北方传授理学，影响最大的是间接接受于赵复的许衡。许衡以理学教习蒙古子弟，十分重视理学的力行践履功夫，他还促使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由于他为元代理学的特殊贡献，被视为“诸子之后第一人”。许衡除坚持诸子之学外，还强调本心自有，具有糅合朱陆的倾向。与许衡同时，在北方还有一个著名的理学家刘因。刘因初受章句之学，得赵复传程朱理学后，认为这才是圣人“精义”。

许衡、刘因是元初北方的两个较有影响的理学家，吴澄则是南方理学的代表人物。他的突出活动是继承朱熹未竟的遗业，对五经进行校注，完成了《五经纂言》。在思想上，他一面祖述程朱之学，一面又主张发现良知，知行兼该，也具有和会朱陆的倾向。和会朱陆在元代理学的一个重要特点。除一部分恪守朱、陆学统的门徒外，不少朱学和陆学的人物，看到朱、陆一个“支离”，一个“简易”，各走极端的现象，主张打破门户，会综朱陆之长。明代王阳明的学说，虽以陆学为宗，但也吸收了朱学的某些学说，特别是关于理欲之辩的理论，这正是他沿承元代朱陆合流趋势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元代理学是宋、明之间的过渡环节。

元代除理学家之外，还有一些非理学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学说与理学的宗旨格格不入，被视为“异端”，邓牧就是其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是《伯牙琴》，其中的篇章多有出世主义的思想，但却包含着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贯穿着现实的人道主义精神，寄予着对美好社会的向往。

课外作业

阅读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教育部审定高等学校统编教材）第一至五编的概述部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2002年第2版。

第十章　明代思想与思潮

第一节　心学思潮

一、明初理学向心学的转变

由朱熹集大成的程朱之学，经过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和推行，在明初确立起来，成为明清官方的正统思想，在封建社会后期绵延发展。与此同时，也有诸多的学者尊信朱学，著书讲学，蔚然成风。明初思想界的代表人物有宋濂、刘基、方孝儒、曹端、胡居仁、薛瑄、吴与弼等。宋濂与刘基，在学术师承关系上，都可以上溯到程朱学派。他们虽宗程朱，但不是徒守记诵，而是有所“体认”和发挥。他们的思想是在元末乱世中形成的，维护“天理”的绝对性，注重学术的修身与用世，强调心与理的统一，在客观上服从于统治者的需要。

方孝儒在元明初为以身殉国，对明代读书人是一个极大的震动，可以说是理学思想中名节问题的实践，也是对自己思想的一个实践，在明初很有代表性。在方孝儒之后，曹端、薛瑄、吴与弼都是如此，都十分强调躬行实践。明初思想家还对心性问题进行了论述，如薛瑄就十分注重默识心性的直觉，吴与弼认为心“主宰一身而根底万事”。真正实现明初理学向心学的转变的代表人物是陈献章。陈献章是吴与弼的学生，在刻苦奋力、注重实践方面，受到吴与弼的很大影响。但他又受到道家、佛教禅宗特别是陆九渊心学的影响，认为宇宙只是一理的表现，而这理便是心。他的修养论强调静坐，提出“静中养出端倪”的心学方法，与程朱的主敬有不同。他强调以自然为宗的修养目标，有追求个人精神解放的意味，是明代封建士大夫个体意识萌芽的一个开端。在陈献章之后，其弟子湛若水，将陈献章“静中养出端倪”发挥成“随处体认天理”，强调在保持心境空虚的状态下体认“天理”。陈献章的及门弟子很多，思想史上称这一派为“江门之学”。这一派的流传时间，从湛若水起，与王守仁（阳明）的“姚江之学”大体同时，但两派的学术命运却不尽相同。陈献章的弟子学旨多变，缺乏一贯的理论，没有得到广泛传播，而“姚江之学”在王守仁及其弟子的推动下，发展为明代中后期思想史的主流。

二、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

王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比较复杂，主要与他的政治经历有密切关系。他出身于官僚家庭，从小就有慷慨经略四方之志。入仕以后，他一方面为维护明王朝的稳定不惜以武力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诸王叛乱及少数民族的反叛，另一方面又看到官僚队伍中道德伦理的颓败，社会风气的沉沦，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特别是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感受到功利对人心的毒害，便激发了从思想学术上救治世道人心的责任心。这样，他就给自己确立了“破山中贼”和“破心中贼”两大任务。在思想上，王阳明继承了孟子“万物皆备于我”、陆九渊“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以及禅宗的“以心法起灭天地”等等，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心学体系，成为中国思想史上心学的集大成者。其基本内容包括“心即理”的宇宙观、“知行合一”的认识论、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还有许多有价值的教育思想等。

三、王学派

即受王阳明思想、人格和学风影响而形成的许多以王学为旗帜的学术派别，他们大都是王阳明的弟子，对王阳明思想的宣扬和发展也各有侧重，这样就在明代中后期逐渐形成了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等七个支派。他们遍及大半个中国，使王学风靡一时。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以王畿（龙溪）、钱德洪（绪山）的浙中和王艮的泰州学派。

第二节　晚明社会思潮的流派及其特点

一、罗钦顺、王廷相对理学的批评

明朝中叶以后的学术思想，一方面，有王学的兴起，动摇了朱学的正统地位，促进了学术思想上相对自由的气氛；另一方面，在王学之外，也有人敢于批评理学，在思想史上有所建树。罗钦顺、王廷相就是这方面的代表。罗钦顺在政治上反对权门横征暴敛，体恤民情，主张招贤纳才，随时变法等；在思想上，对理学的理气关系说进行了批评和纠正，从理气一元论的观点出发，在关于人的精神（人心）与形体的关系方面他还批评了心学及禅学无限夸大精神作用的一些观点。一般认为罗钦顺的唯物主义思想，构成了从张载到王夫之的中间环节。他的主要著作是《困知记》。

王廷相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思想家，他敢于正视社会现实，抨击宦官专权，主张改革弊政。他认为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吏治不清，贪贿盛行。为批评社会政治，他一生屡遭罢斥，仍无所顾忌。王廷相一生有多方面的建树，在天文、地理、生物、音律、文学等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在思想上，他注重实际，反对空谈。他针对当时的学风，提出尖锐的批评，既针对程朱，也针对陆王。他批评朱熹“理于气先”的说法，为学主“思”、“见闻”和“接习”（实行）并重，反对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一般认为王廷相作为明代最重要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与罗钦顺一样，也是张载到王夫之思想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中间环节之一，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王廷相在文学上也负有盛名，与著名的文学家李梦阳等并称“七才子”（前七子）。

二、泰州学派及李贽的思想

泰州学派受王阳明思想影响而在晚明形成的具有强烈“异端”倾向的思想流派，创始人是王艮，代表人物有王艮的族弟王栋、子王襞，弟子林春、徐樾等。徐樾的弟子颜均，而颜均的弟子有何心隐、罗汝芳，王襞的弟子有李贽等。这一学派在明代后期流传很广，但其内部又有明显的分化。其中有些人基本上遵循王阳明的学说，并进一步与禅学接近；另外一些人物则成为异端，奔走四方，进行讲学和各种社会活动。他们的思想往往富有神秘主义色彩，其言论行动经常超出封建名教的规范，因而备受道学家以至泰州系统中前一类人物的攻击。

李贽明后期著名的异端思想家、文学家。他对当时的道学家多有揭露，对封建礼教有尖锐的批判，因而遭到统治者的迫害，最后自杀于狱中。在思想上，他受王学和禅学的影响，提出“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的见解，主张重视功利。李贽的“异端”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正统儒学，特别是对理学的批判上。他批判了被宋明理学神化了的儒家思想，提出了“是非无定论”；他用“童心说”批判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扼杀；他还揭露了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虚伪性。李贽有建树的思想观点就是他的平等观和个性说。

三、吕坤的反理学思想

吕坤在政治上曾上疏陈天下安危，抨击明政府的专制政策，表现了“以理抗势”和“法高于势”的精神，因此遭受打击，不得已称病辞职。吕坤的思想基本上是学宗程朱，但他对理学又有许多尖锐、深刻的批评，首先他公开宣布他的思想不属于道学（即理学），也不属于佛、道二氏，而是“我只是我”。对当时那些空谈天道性命的道学先生他以“伪”、“腐”二字加以痛斥。他批评宋儒之学的极端烦琐，揭露宋明道学实际受了禅宗的深刻影响，特别是专著两部书来批判朱熹。对明代盛行的王学，他也十分不满，认为王学最大的弊端是空疏，而对王学的思想核心——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批评最尖锐、深刻。他还批判泰州学派的王艮和李贽等。他自己的思想比较复杂，有价值的如继承儒家的民本思想，“德主法辅”的治国主张，以“均平”为核心的社会改革思想以及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思想等。

第十一章　明清之际的社会变动与思想变化

第一节　明清之际的社会变动与思想变化

一、明清之际的社会变动与实学思潮兴起

明清之际，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潜滋暗长以及市民阶层的不断成熟和壮大，封建社会的内部格局及利益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封建制度迅速进入了一个“天崩地裂”的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旧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与新的先进的价值理念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激烈的冲击和碰撞，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价值冲突和社会转向。明清之际的思想家自觉对秦汉以来的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进行深刻反省和理性批判。

在反思和批判宋明理学的过程中，学术思潮的变迁发生了“由虚转实”的演化，逐渐产生了一股的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对理学的空谈心性而言，主张经世致用；对理学的束书不观而言，主张回归儒家原典。明后期的思想家李贽、吕坤等人已经对理学和心学的弊端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明清之际一些思想家继续对理学和心学的流弊进行反思和批判，并开始倡导一种新的经世实学学风。这种新的学风由萌芽、渐至发展，成为与理学、心学相并立的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形态。明清经世实学思潮以“经世致用”为价值核心，在批判程朱理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基础上，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把学术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自然、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对天文、地理、河漕、山岳、风俗、兵革、田赋、典礼、制度等，皆在探究问学之列。大多数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李塨、朱之瑜、方以智、陈确等人，是这一经世实学思潮的参与者与推动者。不过，有的学者的主要活动时间在清代，我们将放在后面讲。

二、黄宗羲、顾炎武的思想与学术

黄宗羲是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他在明曾经作为“复社”成员进行反宦官权贵的斗争，清兵入关后又招募义军进行抵抗，晚年开始集中精力从事著述。黄宗羲极为博学，对天文、算术、乐律、经史百家以及释道之书，都有研究。他写《明夷待访录》，所论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各个方面，而其核心思想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在学术上，他批评了理学脱离政治、空洞虚浮的学风，强调人们研究学术（学问之事）必须着眼于现实社会，表现了强烈的求实倾向。这种倾向具体反映在经学和史学的研究上，特别是史学方面对于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和写作，在中国思想史上贡献甚巨。他编写了《明儒学案》，并进行了《宋元学案》的准备工作和部分编写工作，在“学案体”学术思想史方面具有开创之功。

顾炎武与黄宗羲相似，少年参加“复社”反宦官权贵的斗争，清兵南下后又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长期在外游历，去北方考察山川、拜师访友、搜访资料，做他认为切实有用的学问。顾炎武非常博学，对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河槽、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考据学之风，对后来的吴派、皖派都有影响。顾炎武特别注重学术的社会价值，认为理学是空疏无用的学问，指出“清谈”的最大危害在于“祸国”、“乱政”，强调经世致用的思想，提出了许多与理学不同的观点，如针对心学“心即理”的命题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观点。顾炎武在学术作风和治学方法上也有许多值得提及的地方。

三、西教、西学与中国传统思想

明清之际以耶稣会为先驱的西方天主教传入中国，开启了西教、西学与中国传统思想相互沟通、交流冲突的历史。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所宣传的思想理论，是欧洲中世纪正宗的天主教神学，主要是阿奎那为代表的官方神学体系，所谓的经院哲学。但是，为了顺利地传教，传教士们采取了一些策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天主教允许的范围内传来西学，即通过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哲学、逻辑学和艺术等知识，来吸引中国官员和士人，这样就客观上起到了传播西方近代思想学术的作用。但应该看到，传教士所传入的西学以不超出天主教神学世界观所允许的范围为限。

天主教的进入，与中国传统的思想必然发生冲突。天主教对儒、道、佛采取了分别对待的方式，对儒学他们采取的是“合儒”、“补儒”、“易儒”的策略，以天主教神学附会儒学，以“天”附会“上帝”等，而对佛、道就进行公然的指责，于是就引起了佛、道的反击，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至于儒学方面，中国士大夫中有一部分人站在维护封建正统立场，把天主教视为“异端邪说”，甚至发动教案。还有一些人是站在传统立场上，象辟佛、辟道一样地排斥天主教。还有一部分士大夫认为天主教的理论可以“补儒易佛”，补益王化。这种观点，代表了当时向西方寻求新思想的某些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立场，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西方的思想学术。

第二节　清初早期启蒙思潮

一、清初早期启蒙思潮

对理学的反思和批判是明清之际许多思想家的重要历史课题，在晚明已经有学者开始了这项工作，清初早期启蒙思想家对理学（包括王学）进行了更为深刻全面的批判，在批判的同时还建立起了与理学针锋相对的思想体系，可以说是宋代以来反理学思想的总结者。清初早期启蒙思想家对理学的理论批判的形式是多元化的。有的思想家，如方以智，善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成果，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又如王夫之，他在理论上发展了中国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对理学以及佛、道都给予了批判。有的思想家，如黄宗羲、唐甄，着重从政治思想方面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有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颜元，则大力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以对抗理学的“空疏玄虚”。有一些思想家，如陈确，从辩证理学所依据的经典入手，对其理论根据进行了指斥。还有一些思想家，为了反对理学，一直追溯到古代诸子之学，如傅山便以系统地研究或评注诸子作为他的主要工作。清初早期启蒙思想家都提倡实学，重视对历史、地理、军事、经济以及西学的研究，强调把书本知识拿到实际生活中去验证。他们一般但重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并据此批判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不过，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思想还未能完全突破封建正统思想的大框架，没有创造出适应近代社会的全新的思想体系。

二、方以智的学术思想

方以智少年时就参与东林、复社的政治活动，他不满于封建专制政治的黑暗，愤慨国势日衰，是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清兵南下，出家为僧。方以智对天文、地理、历史、物理、生物、医药、文学、音韵等都有研究。在政治思想上他向往一种开明专制。在学术上，他著述丰富，都博采众家，不以一说为限，贯穿着“坐集千古之智”的精神，这是方以智与宋明正宗学者有明显区别的一点。从折中千古之智出发，他主张打破儒、佛、道的界限，但与明代流行的三教合一论表面相似，实际却有区别。方以智的最重要的学术思想贡献是在科学和哲学方面，他特别强调“质测”（实验科学）的知识，主张“寓通几（哲学）于质测”，即哲学不能离开科学，科学应以哲学为指导。他接受西学中的科学知识，但不满同时传入的天主教神学，批判西学“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在《东西均》中他提出的“合二而一”的命题在思想史上有重要意义。

三、陈确、唐甄的思想倾向

陈确一生对宋明理学和佛教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首先揭露《大学》非圣贤之书，并从否定《大学》入手，批判理学的许多观点，如反对宋儒关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或“天理”与“人欲”对立的说教。他还从反对禁欲思想方面，抨击佛教。唐甄反对理学的空谈性命，不讲事功，认为二者应该结合起来。他猛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宣称历史上的大多数君主都是残害百姓的，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也进行了控诉。在经济上主张富民，在军事上也有一些有价值的思想。

第十二章　清代的思想和学术（上）

第一节　王夫之的思想及其学术贡献

一、王夫之的人生道路与思想特点

王夫之在清兵入关后即举兵抗击，辗转各地，失败后隐居湘西瑶族地区的荒山野岭之间，在艰难困苦之中，奋发自励，从事著述，成为伟大的思想家、学者。王夫之知识渊博，学术成就很大，对天文、地理、历法、数学都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对明末传入的西学也有所述评。王夫之思想的特点一是大胆总结和奋力创新，二是具有严谨的学风。他在大量以经学笺注为形式的作品中阐发自己的新观点，自称：“六经责我开生面”。

二、王夫之对张载自然观的评论

王夫之特别推崇张载，对张载的学说坚定不移地加以捍卫和弘扬。可以说，张载学说的许多内容，就是经过王夫之的继承和发挥，才得到真正的弘扬。王夫之对张载思想的继承和发挥集中在自然观方面，主要表现在《张子正蒙注》一书中，此外，还有与该书互相发明的《思问录》内、外以及《周易外传》等。

三、王夫之对理学及佛、老思想的改造

他对诸子百家有深入的研究，对老庄学说更是采取批判、改造的态度。他对佛学，特别是唯识宗教义，也做过研究，在批评佛教的同时改造了佛教的若干观点。他对理学家的理气、道器、知行观进行批评和修正，反对陆王“以知为行”的观点。在学术活动中，王夫之贯穿了许多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第二节　颜李学派的思想

一、颜李学派的思想特点

颜李学派指颜元、李塨合创的学派，是清初一个重要的学术派别。颜元年轻时就不喜科举而热衷于经世之学，并研究军事、技击之术。他对理学心学都进行过研究，结果走上批判程朱陆王的道路，其态度比黄宗羲、顾炎武、甚至王夫之还要激烈些。在他看来，无论理学心学都是“心头玩弄”的概念游戏，教人死读书，使人耗尽身心，无利于国家人民，都是杀人之学。针对当时流行的这一套“虚学”，他提出“实学”。他所谓的“实学”，是指救世济民的农工兵政之学，认为这才是周孔的“六艺”，提倡恢复这样的“周孔正学”。李塨少从学于颜元，发挥颜氏学说，与颜元倡导一种注重实学，反对死读书，强调“习行”、“习动”，主张在实事实物中求道的学风，世称“颜李学派”。李塨在经世思想上，一度比颜元还要激进一些。李塨批判理学家空谈“致虚守寂”之害，是宋明亡国的原因。批判程朱的理气观，提出“理在事中”的命题。颜元还托周孔之名来表达他的思想，而李塨则提出“不必袭古之迹”。李塨晚年受阎若璩、毛奇龄的影响，逐渐背离其师颜元的求学济世精神和他早年的激进思想，走上了考据之路。

二、颜李学派的人性论与伦理观

在人性论问题上，颜元反对理学家轻视“气质之性”的观点，肯定“生之谓性”的命题，倾向于自然人性论。颜元还褒扬人的价值，提出“天地因人而号著”，肯定了人的作用，显示出与理学家不同的伦理观。李塨继承了颜元的人性论和伦理观方面的基本观点，并有进一步的发挥。他批评王阳明的“格去物欲”之说，主张情欲的正当合理性。李塨还把“理在事中”的哲学观发展为“道在事中”的历史观，用来解释伦理道德问题。

三、颜李学派的教育思想

颜李学派的教育思想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对宋明理学以来教育人才体制的抨击及对理学教育方法的否定，二是具有经验论色彩的认识论。他们批评科举制度束缚思想，摧残人才，还历史地分析理学家读书静坐的教育方法。在颜元的教育思想中，特别重视“习”、“行”，表现了颜李学派的经世致用的特色。

第十三章　清代的思想和学术（下）

第一节　清代考据学及思想评价

一、乾嘉时期的中国社会与思潮

十八世纪中叶是我国历史上的所谓“乾嘉盛世”，实际上是中国清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变时期。尽管当时清王朝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但一方面有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交错，另一方面则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滋长和市民阶层的力量缓慢地增长。在思想文化界，一方面有官方对程朱理学的再倡，使其一度盛行起来。同时，清统治者推行了文化高压政策，文禁森严，制约着整个学术思想界。这些都成为汉学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

二、专门汉学的形成与发展

在乾嘉时期，考据学成为这一时期学术的主流。自明末清初顾炎武等批判理学，提倡实学以后，在学术上就出现了“汉学”与“宋学”之争，理学逐渐衰微，汉学日渐抬头，到了乾嘉时代已经成为学术主流，这就是所谓“专门汉学”。之所以称为“汉学”，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多数思想家和学者都尊行汉代的学术（主要是经学）；又因为他们追求一种朴实无华的学风，有人称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为“朴学”。清代乾隆、嘉庆时期重训诂考据的研究，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又被称为“乾嘉学术”、“考据学”等。

专门汉学导源于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到乾嘉时期，学者们从校定经书扩大到史籍和诸子，从解释经义扩大到考究历史、地理、天文、历法、音律、典章制度，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有较大贡献。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大体可分为吴派和皖派，吴派以江苏人惠栋为代表，代表人物有江声、钱大昕、王鸣盛、江藩等，主张搜集汉儒经说，加以疏通，而旁及史学和文学。其治学方法是“凡古必真，凡汉皆好”，以保守汉人学说为特点，目的在于重新发掘汉学来对抗宋学；皖派以安徽休宁人戴震为代表，代表人物有程瑶田、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主张以文字为基点，从训诂、音韵、典章制度等方面阐明经典大义和哲理。其治学方法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不但信汉，且也疑汉，其学贵在心得。他们以考据详博见长，但有时流于琐细。

三、专门汉学的历史影响与评价

专门汉学对后来的思想学术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清末乃至民国的许多学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挥了其中的科学因素，也有许多学者把这样的学风作为自己逃避社会政治的借口。专门汉学的最大弱点是脱离实际而缺乏现实感，因埋头于烦琐考据而缺乏理论思维和理论批判的能力。清统治者正是看中了这一弱点，到了乾隆时期，就一反前朝尊朱学黜汉学的态度，转而大力提倡考据，以作为理学的补充。

第二节　专门汉学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一、戴震的学术思想

戴震作为我国十八世纪中叶的著名学术宗师和思想巨擘，在对传统经典诠释的基础上建构了其义理之学的思想体系。在乾嘉考据学者中，戴震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对经学、语言学有重要的贡献，尤精于名物训诂，从训诂探讨古书义理。他主张以“气”作为世界的本源，以“道”作为世界万物的基本规律，并对“道”与“理”的范畴进行了区分。他还指出人的认识作用是以人的生理机构为基础的，“有血气，夫然后有心知”，并比较详细地辨别了二者的关系。戴震的学术思想，以他对宋学态度的变化，大体可以四十岁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虽力倡汉学，但不排斥宋学；后期独标经书新义以力攻宋学。他批判宋儒义理的“凿空”之弊，晚年更对理学进行了有力的清算。认为“理”自宋代以来已经成为尊者、长者、贵者压迫卑者、幼者、贱者的工具，“后儒以理杀人”与“酷吏以法杀人”没有本质区别。他批判理学家的“理欲之辨”，提出了“理存于欲”的观点。可以说他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后一位思想大师，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化的重要桥梁，启导了近代启蒙思想的曙光。

二、浙东学派及汪中的学术思想

浙东学派是指清初活跃在浙东的学术派别。继黄宗羲之后，浙江东部的学者，如万斯大、万斯同（皆为黄宗羲的弟子）和全祖望、章学诚等人，形成了所谓“浙东之学”。他们一般主治学先穷经而后求证于史，并提出“六经皆史”等命题，倡导一种注重研究史料和通经致用的风气，其主要特点是学术研究要切于“人事”，反对在“人事”之外别求什么“义理”。

汪中虽然不属于浙东学派，但与章学诚是好友，同样精于史学。他的学术也受汉学的影响，不过他并没有沉湎于汉学的烦琐，而是把考据看作历史学的一部分。汪中的社会思想表现了对社会下层人民的同情，提出了一些乌托邦式的幻想，这些都带有市民意识的特点。汪中对传统思想的批评突出的是对《大学》的怀疑，这与清初思想家陈确非常相似。他还对明代以空谈心性为主要内容的“讲学”风气提出批评。汪中思想的特色与傅山相似，集中表现在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上。他大胆地为荀子、墨子翻案，被正宗学者视为“名教之罪人”。他的诸子研究开启了清代诸子复兴思潮的产生，对清末的思想界影响很大。

第十四章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

第一节　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思潮

一、龚自珍、魏源的社会思想与哲学观点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思想界酝酿着社会思潮的转向，明显地表现为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包世臣等。龚自珍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位，也是中国近代最初一位诗人、思想家和哲学家。龚自珍思想的中心是他的社会批判论。他揭露当时的封建社会如同患了“痹痨之疾”的不可救药的病人，他抨击清王朝官僚集团的腐败无能，预感到一场巨大的变乱即将爆发。他还进一步分析了社会危机和官僚腐败的经济根源在于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在哲学上，龚自珍对感应论进行了批评，提出了他的人性说，特别是其变易和进化的历史观，成为他政治主张的理论依据。

魏源与龚自珍子齐名，时人并称“龚魏”。魏源对鸦片战争的失败进行了总结。在政治上，他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清政府的内政所造成，主张涤除封建官僚集团中的种种卑劣心理和腐败习气，以能够和善于解决实际问题为原则造就人才。在军事上，他分析了鸦片战争抗英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成为近代史上最早发出的向西方学习的呼声。在哲学思想上，魏源继承王夫之、颜元的认识论观点，批评了程朱理学的“知先行后说”。他还具有朴素辩证法和历史进化的观点。

二、洪秀全的思想

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农民阶级平等平均思想、传统儒家思想、基督教学说、反对清朝满族贵族统治的民族思想等交错杂糅在一起，有的相互协调、补充，形成新的思想主张；有些则相互冲突，不可调和，造成其思想体系的自相矛盾性。在《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和《原道救世歌》等文章中，把农民阶级的朴素平等观与基督教的原始平等观糅合在一起，构造了特殊的平等观。对于儒学，洪秀全在太平天国前期采取了非常激烈的排斥与否定态度，建立政权以后，随着等级思想的滋生，对儒家学说仍然感兴趣，并适时加以利用。在宗教思想上，太平天国对封建神权迷信思想也有一定的冲击力，但他在冲击封建神权，抨击中国传统多神教的同时，又制造了对洋上帝的迷信。在道德观念上，太平天国建立以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观念又复活了。

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后期一位具有近代知识和眼光的政治家、思想家和重要领导人，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先进人物。他的《资政新篇》提出了一整套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改革方案，作为“治国”、“为政”的依据。其内容大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关于“设法、用人”的法制观点；二是关于改善天王（君主）政体的思想；三是关于发展近代社会生产和经济、福利事业的主张；四是关于革除封建恶习，移风易俗，教育人民的思想。

第二节　洋务思潮

一、洋务派

洋务派是由清王朝统治阶层分化出来的一个由复杂成分组成的政治文化派别，处于支配地位的是带有买办倾向的封建官僚。在中央，主要代表人物有奕訢、文祥、桂良等人，在地方，主要代表人物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起的张之洞等人。他们与顽固派有相同之处，就是都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及政治思想体系；不同之处是洋务派主张“时务”、“洋务”或“西学”，提出“自强”、“求富”的口号。洋务派的核心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思想是洋务派官员基本上一致的观念，并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践。从他们的具体言论来看，所谓“中学”，就是封建主义伦理名教、道德意识，“中学为体”就是说封建的伦理道德、纲常名教不可紊乱和动摇。所谓“西学”内容包括西方的坚船利炮、科学技术，资本主义某些政治制度和社会伦理道德学说，“西学为用”是说以西学辅助中学，为巩固封建政治秩序服务。

二、曾国藩的思想

曾国藩是近代史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其思想也如此。在他的思想中，有程朱理学是自然的，因为他出身于翰林，位兼将相，受过理学大师的薰陶，熟悉程朱之学。从他一生的言行来看，他的思想有强烈的回归原儒的倾向，而且主要倾向于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他认为“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在学术上强调调和汉宋，博采众长 ，立足于经世致用。他把“礼”看作治国理民的法宝，继承并实践儒家的礼治思想；他十分重视道德修养，即“内省”功夫，并身体力行，教育子弟，要求严格。在洋务思想方面，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继承了龚自珍、魏源以来一些先进人物的思想，还以政治权力吸引同时代的先进人物和先进思想的于其周围，如与早期维新人物冯桂芬等有来往，近代中国的第一批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也都曾是他幕府中人物。著名的洋务派人物郭嵩焘是其挚友；而李鸿章、薛福成等则是在他直接培育下脱颖而出的。特别是李鸿章，他不但在未中进士前受业于曾氏门下，即使在其恩师扶植下成了独当一面的将帅和封疆大吏后，继续受到曾氏的频频指点。后来，李鸿章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坚，不能不说与他的影响有直接关系，李鸿章从事洋务运动基本的思路可以在曾氏的言行中见其端倪。

三、李鸿章、郭嵩焘的洋务思想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袖，郭嵩焘则被李鸿章称为“洋务理论家”。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器装备、科学技术都在中国之上，挽救中国社会的危机，自强图存，就必须变通旧法，师夷长技，以工商立国。李鸿章的洋务思想以“变”为中心，认为面对“数千年大变局”，要“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就“外须和戎，内须变法”。郭嵩焘早年的思想比较保守，后来出使英国，对西方社会和思想文化有了直接的认识和亲身的体验，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对待西学的问题上，与曾国藩、李鸿章有所不同，主张全面地向西方学习，特别是通过中西比较，不仅看到中国在军事装备、科学技术方面不如西方国家，而且认为中国在思想文化、伦理道德方面也有不及西方的地方。这样的认识在当时极为大胆，因此遭到了来自守旧势力的攻击辱骂。

第三节　维新思潮

一、维新思潮

变法维新思潮是戊戌时期（公元1898年前后）的社会思潮，它是在甲午战后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这一新形势下出现的。甲午战后，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局势，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以康有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出了救亡图存的强烈呼声，并通过“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创办报刊等推动变法运动。尽管最后失败了，但变法维新的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思想上看，维新思潮是对洋务思潮以及洋务运动反思总结的结果。维新派认为到，向西方学习，不仅要仿效其坚船利炮、科学技术等“用”，还应该模仿其“体”，即设立议院、立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等。他们以西方自由、平等、民主学说为武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以西方人道主义为武器批判纲常名教，要求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以进化论为依据主张变革传统的思想观念，促进社会进步。

二、康梁的变法思想

戊戌变法亦称“康梁变法”，说明康有为、梁启超在变法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倡导者和最大的思想代表，变法的思想理论首先是由他提出来的。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他不但积极参与变法的组织活动，而且还用他那犀利的笔锋，透辟地阐发了变法的思想理论，在当时颇有盛名。康有为的变法思想集中地反映在他的七次上书和《戊戌奏折》里。变法图强，救亡图存是康有为反复讲明的为何变法维新的道理。在如何变法上，康有为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措施，后来甚至提出“全变”的思想，特别是变君主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被他视为变法的根本。为了给变法寻找理论依据，他还继承和改造了儒家的公羊春秋学，以“我注六经”的思路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书，在传统的经学形式中，注进了新学的思想内容，作为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界引起了深刻的震动。梁启超的变法思想也是以救亡图存为急务，至于如何变法，他与康有为有不同，他主张变法的根本在“育人才，开民智”，这样就必须废科举、兴学校。他还直接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概念表述自己的思想。

三、康有为的社会思想

康有为的社会思想是指他在《大同书》中所系统论述的关于“大同”社会的思想，在近代思想史上是很有价值的。《大同书》成书很晚，但写作和这一思想的提出则在戊戌变法之前。在该书中，他利用今文经的公羊学说和《礼记·礼运》大同思想，糅合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达尔文进化论，阐明如何通过“去九界”，以达到无界的人类社会远景——一个“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宣扬以“不忍人之心”为基础，用渐进改良方法实现这种社会。他还通过注《周易》阐述了他的变易进化观以及其中的辩证法思想。在人性论上，他以“气质”一元论学说反对“义理”、“气质”二元论的理学人性论，并强调“人性平等”。

四、谭嗣同的“仁学”及其思想

谭嗣同是戊戌六君子之一，他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以比较激进的姿态参与变法斗争。《仁学》是其代表作，一般认为该书内容庞杂，思想矛盾，理论体系不严密，中心思想不突出，且富主观幻想。他把宗教（孔教、佛教、基督教）、哲学以及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社会政治学学说糅合在一起，表明他的许多思考还不成熟，但在某些方面却比其他的维新志士要进一步。全书借用物理学上的“以太”概念以释“仁”，认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仁的根本属性是“通”——上下通、中外通、人我通、男女内外通，“通”则人与人与天地万物沟通、平等。在此基础上他抨击封建专制和礼教，提出要“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他批评传统的“黜奢崇俭”、轻视工商的观念，有针对性地提出“崇奢黜俭”和重视工商的功利主义思想。

五、严复介绍西学及其思想

严复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也是首先最有系统在中国传播西学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戊戌期间，严复与康有为一样，在政治上主张变法维新，但其表现形式不同：康有为主要是假借旧学的形式，搞托古改制；严复则直接诉诸新学，通过对西学的介绍和宣传，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严复公开批判洋务派，积极宣传西学，译述了英国自然科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第一次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经加工改造后介绍到中国；第一个把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等人宣扬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介绍到中国；接受了西方近代哲学、伦理学观点，提出“开明自营”和注重个人的自我意识等主张，使传统的“存理去欲”、“重利轻义”等道德观、价值观遇到挑战；他在全面分析国民素质的基础上，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变法主张。在严复宣传的西学思想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并成为他批判旧学的思想武器和主张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严复在译介西学的同时，对旧学也展开了理论批判，其笔锋直指汉学、宋学和词章之学，是在论析中西学术的异同中进行的，着重从哲学认识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去批判旧学，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

六、《翼教丛编》对维新思潮的反攻

《翼教丛编》是维新思潮正如火如荼之时，湖南清末士大夫王先谦的得意门生苏舆把当时湖南士人中反对维新的文章、言论，包括当时朝臣和官绅有关这方面的“呈文”、“学约”、“论说”、“奏读”等汇集成册，题名《翼教丛编》，予以刊布。“翼教”取翼圣（孔）教、复名教、正人心之意，实际上是专以反对新学，宣扬旧学，维护纲常名教为宗旨。《丛编》直接点名攻击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和谭嗣同等维新派代表人物及其思想观点，可以说是旧学对新学的一次力量集中的反攻。

第十五章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下）

第一节　辛亥革命时期近代思想的理论形态

一、近代民主主义思潮的兴起

20世纪初，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与维新派把变法的希望寄托在封建皇帝身上，主张君主立宪，走渐进改良路线不同，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要救中国必须推翻清王朝，结束帝制，通过革命的路线，走向民主共和。政治上的不同路线必然导致思想的分歧。革命派的领袖是孙中山，在他的影响下，组织了“同盟会”等革命团体，通过创办报刊，编译书稿，建立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出现了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等著名的革命宣传家，使民主革命思想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民主革命派与维新变法派曾经展开过激烈的思想论战，他们抛开了维新派“托古改制”的传统形式，不要孔子，不靠经书，而是更为广泛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理论、历史、哲学、文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并运用这些武器对中国的封建专政制度展开了批判。提倡民权，批评君权，是当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的中心内容。民主主义思想还从进化论的观点否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进而论证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必然性。民主主义思想还批判了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封建礼教、理学思想及其道统论，要求对中国文化遗产“重新估价”。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民主主义思想还用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论证和宣传无神论思想。

二、章太炎早期的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

章太炎早期师从俞樾治汉学，戊戌变法前夕曾与维新派梁启超、夏曾佑等人交往，政治上有改良主义倾向，学术思想则与康有为一派有所不同。戊戌变法失败，他开始转向革命。辛亥革命时期是章太炎思想最丰富多彩的时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他从外国列强的侵略活动及其本国的政治中制度中看出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民主、平等的虚伪性，并进行了批判；

2、他针对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土地问题，提出了“均田”思想；

3、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既表现在反对清王朝民族压迫上，也表现在反帝爱国方面；

4、在宗教观上，他一方面提倡建立一个崇拜无人格的“本体”宗教即佛教，另一方面又主张无神论；

5、在学术思想方面，他提倡“国粹”，把中国历史分为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并在这三方面的研究上有突出贡献。在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中，他也有不少独特的见解，对今天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仍然有参考价值。

三、孙中山的思想体系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也是颇有成就的思想家、理论家。他的思想体系包括哲学、政治、伦理、经济以及社会学说，是中国20世纪新思想的重要构想者。他的政治思想的理论形态是“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一般认为他的三民主义在1924年以前是旧三民主义，以后是新三民主义。所谓“旧三民主义”，其中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是：

1、以反满为中心，推翻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

2、以挽救民族危亡为中心，使中国避免被帝国主义“瓜分”或“共管”，建立民族国家；

3、建立五族共和的国家政权，解决国内民族问题。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

具体表现在：强调民权革命必须和民族革命结合起来；用暴力革命手段达到推翻满清政权，建立共和国的目的；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三个时期”和五权宪法的学说。

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是：

1、土地国有——平均地权，解决土地问题；

2、实现资本的国有化和进行工业建设。在旧三民主义的指引下，辛亥革命取得了推翻帝制的巨大胜利，缔造了中华民国。但中国又很快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潭。十月革命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对他的三民主义进行了新的解释，使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并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新三民主义”中，孙中山把民族主义的首要目标规定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等，并主张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民权主义谴责了西方资本主义民权制度的不公正，提出了建立为一般平民所有的国家制度；民生主义提出“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的主张。

孙中山还对近代哲学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尝试，取得了很大成就。在世界观方面，他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等西方自然科学的观点，提出了唯物主义世界观。他继承了中国古代知行学说，论述了“行先知后”，“知难行易”的认识论学说。在历史观上，他相信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也一定程度上信任人民群众的力量。

孙中山对中西思想文化还进行了反思改造。在他的学说中，沿用了不少中国古典哲学的概念、范畴，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观念、理论和精神，已经深深地渗透进其思想体系，如关于人格和国格，关于修身，关于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天下为公等。在强调继承和发扬中国自己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前提下，他必须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吸取西方文明的长处，然后使我们国家转弱为强。对于西方文化，他反对不加鉴别地全盘照搬照抄，而是有选择、有批评、有变异和改造。

第二节　近代思想的完成与转折——新文化运动

一、辛亥革命后的形势与思想界的混乱

由于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没有触及这个制度的思想文化根基，所以在思想文化领域一度出现了旧思想的回潮，主要表现为一批旧文人有感于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纲常崩坏，道德衰弊，试图通过恢复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思想文化来挽救时局，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了尊孔读经，建立孔教的思潮。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救国论，不但缺乏现实基础，还被封建军阀利用，造成了更大的思想混乱，为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的反孔反传统文化找到了借口。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这段时间，在中国还流行过五花八门的西方思想：康德哲学、无政府主义、新唯识论、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造成了思想文化界的混乱。

二、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与科学思想

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反对封建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迁至北京，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阵地，同时在全国各地也纷纷出现了大量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形成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革命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最响亮的两个口号是“民主”与“科学”。民主是西方近代以来的进步思想，其基本含义是有人民参政议政的民主制度和以人民为主人翁的民主思想。这两方面都以“人格独立”、“个性解放”为基础。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积极宣传民主思想，号召人们从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下解脱出来，冲决封建礼教的网罗。科学的含义一般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工艺；二是观察事物、认识问题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态度。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倡的主要是第二种含义的“科学”。就其实质而言，它是一种理性主义，即实事求是的精神，主张一切必须经过自己大脑的思考，依照事物本来的客观规律办事，不盲从、不因袭、不迷信的科学求实的思想方法。

三、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

新文化运动以比较激进的姿态对以孔子和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了批判和反思。以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吴虞、吴稚晖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者，破天荒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并很快为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知识界所接受，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文化革命性质的社会运动，冲击最厉害的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学说，并与所谓反封建、反专制纠缠在一起。陈独秀明确指出孔子不适于现代生活；胡适、吴虞、鲁迅等人尤着力于批判旧礼教，提倡女子解放、个性解放。他们对儒学的批判是使儒学的声誉一落千丈，影响了几乎一个世纪，在中国形成了持久的反传统思潮，儒学后来的长期沉沦主要是这次运动冲击所造成的。尤其使人感到痛心的是，历来受士人尊崇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中华民族精神人格的象征孔子，经过激进人士的无情攻击之后，从道德圣哲变成了守旧人物，使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发生了从未有过的震动，中华民族暂时失去了一面思想文化的旗帜，而又没有别的什么可以替代，其消极后果直到后来才显示出来。由于是针对当时尊孔读经和孔教会的“复古逆流”，以及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的倒行逆施，使得人们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不可能以谨严的学术研究形式而是以激烈的论战形式出现。尽管当时也有一些比较客观理性的反思，如吴虞就把后来形成的“孔教”与孔子本人和儒学作了区分，李大钊把孔子与历史上专制政治对孔子的利用区分开来，蔡元培说新文化运动不是要对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全盘否定，更不是完全丢弃中国旧有的学术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氛围，这样的理性反思被激进的 社会潮流所淹没，历史以“矫枉过正”方式向极端方向不断发展。

四、蔡元培和鲁迅的思想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以博学著称的学者、思想家。他对传统的文化知识有深厚的根基，对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研究也有很高的造诣。他曾经研究过哲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学、史学、美学以及民族学等，精通德文、法文、英文和日文。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他鼓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反对传统的封建教育；特别是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支持和保护新文化运动；在教育思想上，他主张对学生进行世界观教育，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美育，并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说”。

在近代思想史上，鲁迅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其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深切感受和独特见解，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的早期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大致包括以下内容：相信进化论，认为只有科学和近代文明才能挽救贫穷落后的中国；对封建礼教、封建宗法制度以及当时“国粹论”进行深刻揭露和批判；提出改造“国民性”的主张，促使农民的觉醒；倡导个性解放，提出立国必先立人的思想；在哲学上有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丰富思想。

五、吴虞、胡适的思想

吴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批判封建礼教和孔子及儒学最激烈的，由此也名声大震。他的思想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封建的宗法道德和家族制度进行猛烈的抨击；二是批判了封建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号召人们从孔子学说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但他的批判也有明显的缺陷：一是错误地将封建宗法道德视为障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这显然是其唯心史观所致；二是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基本上是形式主义的，表现在他的许多文章不是从社会现实生活出发，而是借古喻今，用历史类比和形式逻辑推理，有简单地抹杀传统思想文化之嫌。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著名人物，这个时期他的思想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文学革命中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改革；二是反对封建礼教，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和个性解放。五四期间，他还与李大钊就“问题”与“主义”展开了争论，表明了他的改良主义的立场。

六、陈独秀、李大钊的思想

陈独秀是五四时期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公开打出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个时期陈独秀的思想主要有：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宣传者。

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在这个时期具有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写了大量批判封建礼教、封建专制制度，反击复古逆流的文章，在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具有“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的“唯民主义”思想；十月革命以后，他较早地、比较全面地向中国人民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在北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经济理论等，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

课外作业

阅读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教育部审定高等学校统编教材）第六、七编的概述部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2002年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