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shuanghuai 回答： 唐代帝王陵墓，无论是“堆土成陵”还是“因山成陵”，也不管是前期的还是后期的，都有一条沟通地宫的“羡道”。羡道也叫“埏道”，就是通常所说的墓道。唐代盛行斜坡墓道，帝王陵墓也不例外。在“堆土成陵”的场合，一般是从土冢之南百余米处下斜凿隧，至于墓室。“因山为陵”的场合，则是从山峰南腰斜凿而下，直入山腑。羡道的长度因陵而异，并无定制。据《唐会要》卷二十记载，昭陵羡道长七十五丈，合今二百三十二点五米。这是“因山为陵”者的大体情况。“堆土成陵”者无文字记载，因其陵园规模比“因山为陵”者小，羡道当在二百米以下。至于宽度，各陵也不一致。据考古工作者实测，乾陵羡道宽三点九米，桥陵宽四米。这些数字，远大于当时王公大臣坟墓的相应数据。考古工作者在乾陵羡道口外的石墙上已发现了石灰和壁画的痕迹。这说明，唐陵羡道都经过粉刷，且绘有精美的壁画。此外， 羡道内口与墓室之间，很可能有较长的过洞，过洞中有石门。五代时期的军阀温韬在盗掘昭陵时发现，昭陵的石门达五重之多。至于羡道的外口，皆已堵死。“堆土成陵”者以土填实；“因山为陵”者则以石条封之。据有关文献资料和考古界的勘察报告，乾陵羡道，用石条填砌，石条之间，嵌有铁细腰，以铁浆弥缝，十分坚固。桥陵所用石条达三千九百块之多。由此可见用心良苦，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保证地宫的安全。可以说，羡道是地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wangshuanghuai 回答： 经过羡道，即可进入墓室。墓室是地宫的主体。据考古学家研究，唐代以墓室多寡区分墓主人地位的高下，一般官吏为单室墓，重要的文武大臣和宗室密戚为二室墓，因而，皇帝陵墓当为三室，因为皇帝的规格不可能与臣下相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五代十国时的帝王陵墓中找到旁证：目前已发掘的前蜀王建永陵和南唐二陵都是三室墓。 但是，唐陵是否皆为三室?现在还不能肯定。 从《五代史》所载温韬进入昭陵地宫时所见到的情况及《通典》所载《大唐元陵仪注》所反映的情况分析，“因山为陵”者也可能是巨大的单室墓。不过，即使是大型单室墓，也可能象征性地分为前中后三个部分。考古学家认为，唐陵的外部结构是仿照京师长安的，则唐陵地宫也有仿照内宫设计的可能。《新五代史?温韬传》载，温韬入昭陵地宫，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这说明，上述推测至少有一定的可靠性。关于墓室的形状，从唐人的宇宙观念和已发掘的王公大臣、皇亲国戚及六朝五代帝王陵墓分析，当是上圆下方，顶部为穹隆式，底部呈四方形的。至于墓室的大小，虽然目前尚无具体材料可资说明，但肯定不是像唐太宗所说的那样“足容一棺”而已，相反，比我们看到的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及南唐二陵的墓室要大得多。《长安志》载，昭陵封域一百二十里，封域最小的献陵也有二十里。地面气派如此宏大，地下规模绝不可能低矮窄小，这是可想而知的。

wangshuanghuai 回答： 在地宫的中室或中部，有所谓“棺床”。棺床上停放着皇帝的“梓宫”，也就是棺椁。棺材的底部有防潮材料及珍宝之类，上加“七星板”。板上有席、褥，旁置衣物及珪、璋、璧、琥、璜“六玉”。皇帝穿一百二十套大敛之衣，口含贝玉，仰卧于褥上，面对棺盖。棺盖内侧镶有黄帛，帛上画着日月星辰及龙鱼等物。地宫的后室或后部设有石床，石床及其周围放置着衣冠、剑佩、千味食及死者生前的玩好之物。前室或前部则设有“宝帐”。账内设有神座。神座之西，放着玉制的“宝绶”、“谥册”和“哀册”。神座之东，放着一些“玉币”。此外，地宫中还置有“白佩”、“素幡”和“明器”等等。这是元陵仪注所反映的大体情况。当然，各陵的具体情况因各个帝王的“平生玩好”不同而势必有所差异。据《新五代史》和《唐文续拾》，昭陵、乾陵中藏有许多书画古籍，其他陵墓有没有就很难说了。在众多的殉葬品中，数量最大的要数明器。从《大汉原陵秘葬经》、《宋会要辑稿》、《宋朝事实》及有关考古发掘报告所提供的材料推测，唐陵地宫中有数以千计的陶质、瓷质、木质明器。这些明器大都经过锦绣金银装饰，极为精美，是帝王生前生活的象征。此外，金银珠宝也是重要的殉葬品。尽管唐代帝王临终时都对他们的子孙说“陵园制度，务从节俭”，“不得以金银锦彩为饰”，但他们的子孙的所作所为正好与此相反。如唐高祖去世后，太宗令依长陵故事，务存崇厚。大臣虞世南认为不可以这样铺张浪费，太宗还是固执已见：“朕既为子，卿等为臣，爱敬罔极，义犹一体，无容固陈节俭，陷朕于不义也”。德宗在埋葬代宗时，甚至下诏说：“应缘山陵监护卤簿等事，......不得节减。尽库藏之所有，成迁厝之大仪”。后来唐僖宗曾自供说：“累朝遗训，毕及山陵，以汉文簿葬之词，为烈圣循常之命。约锦绣金银之饰，禁奢华雕丽之工，皆例作空文，而并违先旨”。可见唐朝帝王以金银殉葬是不容辩驳的事实。

wangshuanghuai 回答： “七迎佛骨”是指唐代帝王七次派人到法门寺迎接佛指舍利进行供养的活动。其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次迎佛骨的是唐太宗。据《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问。来寺礼拜……古老传云，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亮闻之，以贞观年请开，剖出舍利示人。”这次迎奉舍利，只是开启法门寺塔基，在当地举行仪式，供奉塔下瘗藏的佛骨，并未迎送到京城长安。 第二次是唐高宗。显庆四年（659），高僧智琮、慧辩等人入宫谈及法门寺内舍利，高宗曰：“能得舍利，深是善因。”（《法苑珠林》）于是令智琮、慧辩和王长信一道去法门寺迎奉佛骨至长安供养。第二年三月又敕请舍利往东都洛阳，龙朔二年（662）送还法门寺，前后经历四年，规模宏大。 第三次是武则天。长安四年（704），武则天命凤阁侍郎崔玄韦和华严宗高僧法藏、纲律师等到法门寺迎奉佛骨。除夕日迎至西京崇福寺，西京留守会稽王率官属五部众“投身道左，竞放异供，香花鼓乐之妙朦聩亦可睹闻”。次年正月十一日迎入神都洛阳，敕令皇宫王公以降，洛城及附近全部民众倾城恭迎，精事幡华幢盖，太常亲自具乐奏迎，置舍利于明堂之上，武则天斋戒三日，请法藏和尚捧持佛骨，普为善祷，舍赐金银财宝无数。不久，武则天退位，佛骨滞留洛阳。直到景龙二年（708）二月十一日，中宗为法门寺塔题名“大圣真身宝塔”。二月二十五日，令法藏等造白石灵帐一铺，与舍利同归法门寺。中宗、韦后还以发代身供奉舍利。1978年，在法门寺塔西南地下发现了这一收藏头发供养的石函，盖上铭文曰：“大唐景龙二年岁次戊申二月乙丑朔己卯，应天神龙皇帝（中宗）、顺天翊皇后（韦后）各下发入塔，供养舍利。温王，长宁、安乐二公主，郑国、崇国二夫人亦各下发供养。”

wangshuanghuai 回答： 第四次是唐肃宗。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60）所立《宝塔铭并序》碑记载：“我肃宗文明大圣大宣孝皇帝缵承丕绪，恢复盛业，德包有截，化或无垠，以泽及四海为勋华。……上元初（760）五月十日，敕僧法澄、中使宋合礼、府尹崔光远启发（舍利）迎赴内道场，圣躬临筵，昼夜苦行，从正性之路，入甚之门。以其年七月一日展如初……诏赐瑟瑟像一铺，事金银之具……玉简及瑟瑟数珠一索，金袈裟一副，沉檀等香三百两以赙之。” 第五次是唐德宗。唐德宗贞元六年（790）正月，“岐州无忧王寺（即法门寺）有佛骨寸余，先是取来禁中供养，乙亥，诏送还本寺。”《资治通鉴》亦有记载云：“（贞元）六年春，诏出岐山无忧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诸寺以示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二月乙亥，遣中使复葬故处。” 第六次是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春，唐宪宗欲迎佛骨入宫中供养。韩愈上《谏迎佛骨表》，被贬为潮州刺史。《旧唐书?宪宗记》载：元和十四年春正月，“迎凤翔法门寺佛骨至京师，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如不及。”《资治通鉴》载，“有谒户充施者，有燃香烧顶供养者。” 第七次是唐懿宗。《资治通鉴》载：“咸通十四年春（873），上遣敕使诣法门寺迎佛骨，群臣谏者甚众，至有言宪宗迎佛骨驾者。上曰：‘生得见之，死亦无恨。’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导以禁军、兵杖、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元和之时不及远矣。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竟为奢靡。”《杜阳杂编》亦载：咸通十四年四月八日，佛骨入长安，懿宗亲至安福寺，“亲自顶礼，泣下沾衣”。大臣、百姓有的断臂供佛，有的烧头“烁顶”，富者还广造彩楼，以水银为池，金玉为树。其奢华和狂热不难想象。

wangshuanghuai 回答： 中国历史地理文献很多，目前尚无全面的统计数字。从二十五史《经籍志》(或《艺文志》)所载史部地理类书目来看，其数量是相当惊人的。虽然有些文献已经失传，但现存历史地理文献依然十分丰富，至少有一万种。这么多的文献，自然体裁不一，内容各异，但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六类，每一类都有一些显著的特点。

wangshuanghuai 回答： 第一类是正史中的地理志。《地理志》有时称作《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或《职方考》，既是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相对独立的历史地理著作。在二十五史中，共有十七部史书中含有这方面的内容。它们是：《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旧五代史?郡县志》、《新五代史?职方考》、《宋史?地理志》、《辽史?地理志》、《金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清史稿?地理志》。此外，正史中的《河渠志》(或《沟洫志》)、《食货志》、《五行志》、四夷传和有关人物传纪中也保存了大量的历史地理资料。正史地理志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提纲携领，简明扼要。二是叙述全国疆域和行政区划，基本上属于沿革地理的范畴。三是史料来源相对可靠。

wangshuanghuai 回答： 第二类历史地理文献是全国总志。全国地理总志即专门记载全国历史地理的志书。此类著述的起源也相当久远。现存全国地理总志主要有：唐魏王泰《括地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欧阳卷《舆地广记》、王象之《舆地记胜》；元孛兰盻《大元大一统志》；明陈循《寰宇通志》、李贤《大明一统志》；清穆彰阿等《嘉庆重修一统志》。此外，《通典?州郡典》和《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也带有全国地理总志的性质。全国地理总志的特点有三：一是靠官方的力量，在各地已有方志的基础上修成的。二是以全国的范围作为叙述的对象。三是卷轶浩瀚，网罗宏富。这类书的部头都比较大．少则数百卷，多则数千卷，保存了大量的很有价值的历史地理资料。

wangshuanghuai 回答： 第三类是地方志。地方志是专门记述地方历史地理的著作。我国方志的起源可追溯到先秦时期。两千多年以来，各类方志层出不穷。省有省志，府有府志，州有州志，县有县志，邑有邑志，乡有乡志，里有里志。此外，还有山志、水志、湖志、泉志、桥志、亭志、庙志、名胜志、金石志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著名的方志也很多，汉魏六朝有常璩的《华阳国志》等，唐宋时期有宋敏求的《长安志》、程大昌的《雍录》，周淙的《乾道临安志》等。明清时期有康海的《武功县志》和韩邦靖的《朝邑县志》等等。地方志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区域性。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综合性。一般说来，方志中的历史资料多于地理资料，追述前代的东西可靠性较差，记述当前状况的资料价值较高。

wangshuanghuai 回答： 第四类是专著。这类著作绝大多数都是历史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从有关资料来看，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无名氏的《山海经》，郦道元的《水经注》，贾耽的《古今郡县道四夷述》，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颐祖禹的《读史方舆记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李兆洛的《皇朝舆地韵编》，曹廷杰的《东三省舆地图说》，杨守敬的《水经注疏》，胡渭的《禹贡锥指》等等。历史地理专著的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学术水平高，影响大，是学习和研究历史地理必读的著作。

wangshuanghuai 回答： 第五类是游记。我国古代文学家和史地学家有撰写游记的传统。现存游记不少，与历史地理有关的主要有：法显《佛国记》，玄奘《大唐西域记》，杜环《经行记》，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汪大渊《岛夷志略》，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徐祖宏《徐霞客游记》，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周达观《真腊风土记》，陈诚、李暹《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等。游记是作者游历考察、身履目验的结果，不但保存了不少内地历史地理资料，而且保存了许多有用的边疆史地资料和域外史地资料。毫无疑问，这类著作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

wangshuanghuai 回答： 还有一类历史地理文献，那就是地图。我国地图起源甚早，历代皆有绘制，惟流传不广，多已佚失。现在保存下来的地图主要有《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华夷图》、《禹迹图》、《广舆图》、《皇舆全图》、《历代地理沿革图》、《历代舆地图》及《大清一统舆图》等。此外，《郑和航海图》、《水经注图》也是较有影响的地图。我国古代地图的绘制大都是建立在测量的基础上的。尽管这些地图与现代地图不能相比，但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