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事今文经、古文经？二者之间的区别何在？

古文经指秦以前用古文(籀文、蝌蚪文、大篆)书写而由汉代学者加以训释的儒家经典。相传汉武帝时期在孔子宅壁中及民间发现了古文经,计有:《周礼》(《周官》、《周官经》)、《毛诗》 (西汉毛亨创治)、《古文尚书》 (孔安国发现并传述)、《易经》 (西汉费直创治之《费氏易》)、《左氏春秋》(春秋时左丘明撰,亦称《春秋左氏传》、《左传》)、《论语》、《孝经》等。在文字、字句、篇章、涵义等方面,与当时流行的今文经不同。以古文经为孔子真经之学谓之古文经学,简称古文学。古文经学专讲古代典章制度,不讲阴阳五行,治学注重师承,严守家法。古文经初在民间传授。西汉末年,王莽利用古文经《周礼》,作为“改制”的依据,提高了古文经学的地位。刘歆又力争古文经也应设立博士官,于是古文经的几家一度成为官学。东汉末年,马融、郑玄将今文经学融入古文经,今古文趋于混同。此后,一般研究儒家经籍的人均以古文经为依归。今文经逐渐泯灭。清代学者继承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加以条理发明,用于古籍整理和语言文字研究,有较大成就。鸦片战争以后,古文学派主保守,一切率由旧章。康有为为打破“恪守祖训”的陈腐观念,为维新变法开辟道路,著《新学伪经考》,把古文经指斥为刘歆伪造,动摇了古文经学的地位,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解放。

古文经指秦以前用古文(籀文、蝌蚪文、大篆)书写而由汉代学者加以训释的儒家经典。相传汉武帝时期在孔子宅壁中及民间发现了古文经,计有:《周礼》(《周官》、《周官经》)、《毛诗》 (西汉毛亨创治)、《古文尚书》 (孔安国发现并传述)、《易经》 (西汉费直创治之《费氏易》)、《左氏春秋》(春秋时左丘明撰,亦称《春秋左氏传》、《左传》)、《论语》、《孝经》等。在文字、字句、篇章、涵义等方面,与当时流行的今文经不同。以古文经为孔子真经之学谓之古文经学,简称古文学。古文经学专讲古代典章制度,不讲阴阳五行,治学注重师承,严守家法。古文经初在民间传授。西汉末年,王莽利用古文经《周礼》,作为“改制”的依据,提高了古文经学的地位。刘歆又力争古文经也应设立博士官,于是古文经的几家一度成为官学。东汉末年,马融、郑玄将今文经学融入古文经,今古文趋于混同。此后,一般研究儒家经籍的人均以古文经为依归。今文经逐渐泯灭。清代学者继承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加以条理发明,用于古籍整理和语言文字研究,有较大成就。鸦片战争以后,古文学派主保守,一切率由旧章。康有为为打破“恪守祖训”的陈腐观念,为维新变法开辟道路,著《新学伪经考》,把古文经指斥为刘歆伪造,动摇了古文经学的地位,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解放。

今古文经学派之间的区别主要有

1、所主经传文本不同。

今文经学派尊奉的经典，全都是汉初大师传授下来并用今文书写的五经，并陆续立为博士，定为官学。古文学派认为，今文学派所尊奉的五经，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摧残已残缺不全，只有自汉初以来陆续发现的秦以前用古文书写的经书，才更加可信。但古文经都是在民间流传，形成学说思潮是在西汉末期，并未立博士。今文学派认为，古文经都不是孔子所传，后来更认为全都是古文学派伪造的，绝不可信。这些经传的不同就成为后来古、今文经学争论的文本依据，今文经学主齐、鲁、韩三家《诗》、二戴《礼经》及《春秋公羊传》等，而古文经学主《毛诗》、《周礼》及《春秋左氏传》等。

2、研究方法不同。

今文经学注重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和言外之意，力图从古代经典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药方。并认为后学者可以通过言辞把握思想，但又不能拘泥于言辞，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而古文经学主张言尽意，认为后学者可以通过对经书字词的理解得到其中的古帝王之道，因此特别重视文字、音韵、史料、制度的研究。

3、学术思想不同

今文经学是为西汉大一统帝国以至整个中国古代宗法等级社会制定基本的指导思想，它是对先秦儒学的发展，也是对整个先秦诸子学和上古王官之学的融合。而古文经学则是针对西汉末年的社会问题，通过回归三代官学的形式，对今文经学学术思想作出修正，使之顺应社会要求。

4、对孔子和五经的看法不同

今文家尊孔子为给后世制法的“素王”，按照《诗》、《书》、《礼》、《易》、《春秋》的顺序排列经书，并且认为这个顺序是按照各经的难易程度和教化作用排列的，越往后越高深、越重要。《春秋》排在最后，表达了对孔子至高无上的推崇。古文家则认为孔子是“先师”，按照《易》、《书》、《诗》、《礼》、《春秋》的顺序排列五经，这个序列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孔子排在末位，仅仅是一个述者，是传授知识的前辈老师。这就大大降低了孔子在经学中的地位。此外，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全为孔子所作，汉传五经都是全本，其传述绝对可信；古文经学家认为《六经》是古代史料，五经是秦火残缺之余，其传述多不可考。

古、今文经学之间的数次论争

1、刘歆和太常博士的今、古文经之争

在学术界树立古文经学的旗帜并与今文经学进行抗争的主要人物是大学者刘歆。汉哀帝时期，刘歆奏请立《左氏春秋》等古文经于学官，遭到今文经博士的坚决抵制，“不肯置对”。刘歆因此写下了著名的《让太常博士书》，拉开了两汉之际今、古文经学论争的正式序幕。刘歆的核心论点概括如下：1、在经书的文本优劣问题上，认为古文经书较全面、准确，而今文经书经秦火之后残缺不全；2、在经学的治学方式上，批判今文经学已沦为破碎大道的章句之学，形式繁琐而内容单薄；3、在经学的经世致用问题上，批判今文学派只知道固守师承，而不研究古帝王之道，在国家的礼制建设上无所作为。在此基础上，刘歆对被立为博士的今文经学诸家提出批评，认为他们压制、打击古文经学，抱残守缺、党同伐异。今文经学家激烈反对刘歆的论点，认为今文经书文本已经很齐备，根本不需要不可靠的古文典籍来补充。众多今文经学高官以势压制古文经，刘歆争立以失败告终。

2、东汉初范升、陈元为代表的今、古文经之争

东汉光武帝时期，尚书令韩歆上疏请立古文经书费氏《易》、左氏《春秋》为官学，引发了又一次今、古文经学的大论争，代表今文经学的是博士范升，代表古文经学的是陈元。争论的焦点是《左传》应不应立博士，范升认为古文经书没有明确的传承体系，其真实性不可靠，且立为官学的经书文本具有权威性，不可随意增加，引起争立，破坏思想的“大一统”。陈元则认为，作《春秋左氏传》的左丘明确为孔子嫡传，在学术传承上是可靠的，而反对今文经学不改先王之制的保守观点，认为学术和政治一样，不必因循前人无所作为。争论的结果是《左传》得以立为官学，虽因博士李封病卒而复废，但古文派的影响日益增加却是不争的事实。

3、章帝时期贾逵、李育为代表的今、古文经之争

章帝建初四年，诏令诸儒讲议五经异同，召开白虎观会议。这次会议上古、今文的争论，规模虽然不大，范围却扩大了，涉及古文《尚书》、《逸礼》、《周官》、《毛诗》，争论焦点仍然是《公羊传》与《左传》的优劣，争论双方以治古文经的贾逵和治《公羊春秋》的李育为主要代表。

4、东汉末期何休、郑玄关于《春秋》三传的争论与混合

桓、灵二帝时期，今、古文经之间又有一次规模不大的争论，这次争论，只限于《公羊传》和《榖梁传》、《左传》这《春秋》三传。这次争论的发起者是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废疾》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与他针锋相对的则是先学今文后学古文的郑玄，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批驳《公羊墨守》，为《左传》、《榖梁传》辩护。

汉代的今文经和古文经争论的焦点在于彼此对经书的不同看法和阐释，特别是对于古文经书《左传》、古文《尚书》的激辩，代表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其实质是西汉武帝时期所立的《五经》博士官学经学与非官学经学的对立。东汉以后，喜欢以学术干预政治、讲天人感应的今文经学虽然仍是官学，但在朝野的影响却已不如偏重名物、制度考据的古文经学。东汉末年，很多学者开始突破师法樊篱，兼通今、古文经，用数家家法讲经，今、古文经逐渐走向融合，并由郑玄兼用今、古文混注群经而完成。今、古文经学的争论，具有政治和学术的双重意义。首先，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在政治指导思想上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有所不同，他们抛弃了前人思想中的一些不合时宜的成分，通过对新经典的解释来为现实政治实践服务；其次，古文经学在学术研究中，更重视对经书文本的实证研究，天人感应之类的牵强比附较少，在与今文经学争为官学的斗争失败后，逐渐远离政治，在文字训诂、典章制度的研究上取得成就，具有很高的纯学术价值。

经今古文之争不仅仅是学术之争，更是权力利益之争。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七博士、兴太学后，今文经成为官学，在朝廷中，不仅担任教职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家，就连那些朝廷中那些达官显宦也都是通过学今文经而得官的。而那些学习古文经的人就不能得到重用，仕途不达，为了能够在政权中争得一席之地，他们就极力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