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弃洛阳而定都长安，而东汉光武帝为什么又定都洛阳，其中的原因有哪些？

刘邦本是瞩意洛阳的，东有成皋，西有殽山、渑池，背靠黄河，南向伊洛二水，也是险峻之地，足可凭恃。而且当时刘邦部下多是山东人，因此主张定都洛阳的呼声甚高，洛阳且是周时旧都，已有一定的城市规模，群臣大多持此意见。唯独张良说:“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于是，刘邦即日车驾都长安。而光武帝刘秀之所以弃长安而都洛阳，在于西汉末年生，王莽篡夺皇位之后，各地起义不断，当赤眉军攻占都城长安之后，对其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破坏，要想再定都长安，就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重建，同时刘秀起兵之时的根据地乃是宛洛之间，其并不愿意废弃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去一个陌生的环境。同时因为关中战乱致使人口锐减，田地荒芜，农耕经济遭到重创。而且在战乱过程中，漕运遭到严重淤塞而中断，同时由于北方战乱，人口多数南迁，使得南方经济得到加快的发展，为加强对南方的控制，不得不选择中原地带而建都，一则可以控制全国大部，二则可以将南方之富庶尽数利用漕运运往北方。

东汉光武帝弃长安而都洛阳的原因有多方面。自然原因：一方面，洛阳位于天下之中，处于交通要道之上。《史记·周本纪》说洛阳“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另一方面，洛阳又处在群山众水环抱之中，周围地形能够起到良好的防御功效。傅毅的《洛都赋》中也写道：“寻历代之规兆，仍险塞之自然。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挟成皋之岩阻，扶二崤之崇山。砥柱回波缀於后，三涂太室结于前。镇以嵩高乔岳，峻极於天”。经济原因：《尚书·禹贡》把全国划分为九州，并且对九州土壤的颜色、质地与肥沃程度进行了描述并划分了等级。洛阳属于豫州，豫州之地“其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赋杂上中。”洛阳所处的伊、洛河谷宽阔的冲积平原和黄土台地，能够满足农作物的种植、森林的生长、灌溉农业发展的需要。东汉时期，洛阳周围也有着丰富的水资源。洛阳城周围的水资源主要有洛水、伊水、瀍水、谷水等，而黄河则在洛阳城北邙山的北面，不仅满足了都城居民对水的基本需求，为农业发展等提供便利条件，也有利于交通运输和园囿建设。对水资源的有效改造、水资源所形成的交通网络，又能够进一步产生重要的综合效益。军事原因：东汉定都洛阳时，全国尚未统一，东汉统治者面临严峻的军事斗争考验。当时刘永雄据今豫东、皖北，与山东的张步、苏北的董宪、庐江的李宪，连成军事同盟，专制东方；公孙述据益州之地，北连隗嚣，东结延岑、田戎，称帝建号；隗嚣据有今甘肃全境，南连公孙述，北结卢芳，西通诸羌，粮草充足，兵强马壮；卢芳据今山、陕北部和内蒙古一带，由匈奴拥立为“汉帝”，“与匈奴连兵，数寇边民，帝患之”；长安还有更始政权的存在。刘秀本人则在河北开辟建立了一个比较巩固的根据地。这样刘秀选择洛阳作为都城，能够使自己与后方保障地紧密联系，也能够与更始、刘永等割据势力对峙。而且在当时刘秀所控制的地域范围内，也只有洛阳是最佳的都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