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这样一个并不起眼的朝代，却得到历代诸多历史学者的盛誉。元人在编修《宋史》时评价道：“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近代思想家严复说：“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故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结合这些人的话说，说说你对汤因比这句话的理解。

     士大夫是宋代官员的主要来源。尽管科举制在唐代已经实行，但有研究统计，唐代官员中科举出身只占1/3，到宋代，科举才成为选拔官吏的主渠道，90%的官员都是考进来的。据陆游所著《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立国之初便在太庙立了一幢誓碑，上面记载着三条誓言，是太祖皇帝为子孙订立的“家法”，自太祖以下只有当朝皇帝才有权参看。历代宋帝对此皆遵循不改，以至于靖康之乱时，高宗于混乱中即位，被掠北去的徽宗担心其不知此碑内容，还专门派人南下告知高宗这一秘密。可以想见其严肃性和神圣性。这三条誓言中的一条便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在这样的一个政治传统下，士大夫从政有了一个基本的保障，仕途并不是充满了风险。张其凡先生指出，“士大夫积极参政而无杀身之虞，其参政勇气自会倍增。宋人每每称颂宰执‘以天下为己任’”。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后果是导致了宋代另一个政治传统，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完整出处来自宋神宗与文彦博的一番对话，当时神宗锐意改革，但文彦博坚持“祖宗之法”不愿改革，神宗质问道：“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于是回答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大臣敢于在皇帝面前宣言，“皇帝是与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的”，这种气度在传统社会中也只有宋代士大夫才有。

宋代经济的一个特点是商业的发展，不仅发展水平高，而且社会对商人与商业的观念也发生了转变，甚至朝廷的政策相比之前朝代也有了较大改观。一般的“重本抑末”的说法已经很难概括宋代的情况，明清时期“农商皆本”的思想正是孕育于宋朝从工商业的发展水平来看，宋代是超越前代的。首先，商业的发展依赖于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工商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以最基本的粮食生产为例，宋代亩产量一般是两石，最丰产的地区可达到每亩五石，而唐代的最高亩产只有两石，这无疑是巨大的进步。粮食亩产提高使得同样的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同时也意味着有更多的土地可以腾出来进行经济作物的种植，除了为纺织业提供原料的桑、麻等作物外，甘蔗、果树、蔬菜、园艺也都发展起来。在整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多的产品可以进入流通领域成为商品。想要考察当时工商业发展的水平，考察商税占政府财政收入的份额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以当时的四川地区为例，以农业税为基础的两税收入是161 万贯，而商税则达到167 万贯，这还没有算上酒税、茶课、盐课等收入。可以想见，成为财政支柱的工商税背后该有一个多么繁荣的工商业。宋代商业的发展与商人地位的提高，是唐宋变革时期在经济上的显著特征。新的经济形势与社会力量形成后必定会在政治和文化领域造成冲击。在社会阶层上，宋代打破了门阀士族的政治垄断，打破了士农工商的四民结构，“富民”开始崛起；在文化上，宋代改变了之前为贵族服务的艺术形式，以平民为对象的通俗艺术勃兴；在价值观念上，传统的“贵义贱利”道德标准受到冲击，社会价值从注重形式转向注重功利。这些变化都是之前历史中没有的，正因为注入了这些新的活力，宋代历史才会那么丰富多彩。

纵观中国历史，改朝换代-为了某个人做皇帝无不以千百万苍生的生命为代价。新的王朝建立后，皇帝为了巩固自家的天下，往往大杀建国功臣，所谓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然而，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少有的例外， 太祖黄袍加身取代后周， 并没有由于担心前朝龙子龙孙复辟而对他们加以屠戮。 他还勒石为盟， 要求后嗣新君遵守如下誓言：  保全柴氏子孙， 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他的后人也基本上没有违反以上誓约。因此， 在宋代，士大夫的地位相当高， 皇帝没有集权，实行开明政治，对知识分子也是相当优待的。 在政治斗争中， 对失败的一方顶多是贬谪， 而没有杀死对方。宋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活得最有尊严的时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会。